简朝亮与《粤东简氏大同谱》

　　宗族制度（或家族制度、宗法制度）盛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直至现代，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一制度对历史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明清以来快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宗族制度的文化遗传特别浓重。同此制度相关的有两种物化形式——祠堂和族谱。“顺德祠堂南海庙”，祠堂是珠江三角洲腹地最令人瞩目的传统人文景观，以顺德为著。提起顺德的祠堂，不能不提起顺德人简朝亮总纂的工程浩大的族谱《粤东简氏大同谱》。

　　简朝亮（咸丰元年1851-1933），号竹居，顺德简岸人，人称简岸先生。光绪元年（1875）25岁，游于南海朱次琦九江先生门下，从学经、史、掌故、性理、词章之学，恪守师训，为九江高足弟子。屡试不第，遂绝意科举，杜门著述，以阐扬师说为己任。清季，简朝亮就抱着“为宗族光”的夙愿，投身简氏族谱的编纂，辛亥岁（1911年）他主纂《顺德简岸简氏家谱》告竣，越十年辛酉岁（1921年）又与简氏宗人共纂《粤东简氏大同谱》，身为总纂，经营六载，年届七十六始竣其事①。这是他晚年主持的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

　　《粤东简氏大同谱》十三卷首一卷，有民国十七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传世；北京图书馆、人民大学、福建图书馆、广东中山文献馆、广东博物馆、中山大学、日本东洋文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有藏本。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修谱热重炽，囿于存本不多，2000年简氏顺德勒竹系旅港宗亲首倡，捐资重印398套。

　　《顺德简岸简氏家谱》只记述简朝亮先人一系，即世居顺德简岸的“简岸简”，其余支脉俱不与焉。《粤东简氏大同谱》与《顺德简岸简氏家谱》相比，别具特色，该谱以简氏为一“大同姓”，散居粤东各县各地各房的简氏俱得入谱（其中也包含广西的横州、桂平等“回籍系”），“凡列系壹百壹十八房”，几乎囊括了广东各地的所有简姓“宗系”，“简岸简”亦是其中一“系”②。这种体例的族谱其实是一种“合族谱”。《粤东简氏大同谱》篇章繁浩，内容很丰富，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笔者以为，对广东的合族谱有所了解，有助于理解《粤东简氏大同谱》的文化价值。

　　一、广东的合族谱

　　最早注意到广东合族谱的学者是日本的牧野巽。1940年，牡野巽到广州及附近乡村考察，看到大量的祠堂遗存，他断言“广东（广州）是中国的宗族制度最强劲发展的中心地”。他同时又发现了一个异常奇特的现象：广州及其邻近乡村“血缘并不明了、甚至相互间没有血缘关系的所有同姓者”共祀“一个血缘关系不明的远祖”，奉祀这些远祖的祠堂在清代大量涌现，被称为“合族祠”。合族祠是由于“周围农村强力的宗族结合而发展起来”。有些合族祠称为“书院”、“书室”、“别墅”等名堂，大量集中在广州城区的东北部，这些合族祠“只是远隔各地的同姓的但血缘关系不明朗的各地宗族连结起来的一种组合”③。

　　笔者在广州城市大规模改造前曾就此进行过考察，发现此类合族祠多分布在广州老城靠北的大马站、小马站、流水井、书坊街、桂香街、盘福路一带。简氏现存合族祠在盘福路，原附有范阳书院（按范阳是简氏的族望），简朝亮为该祠撰门联（见附图1、2、3、4）。牧野巽当年重点考察了流水井的廬江何氏书院，祠中实际上真正有力者是“上流社会中人”，尤其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知识阶级”。由于这些人的主导，合族祠生产出它的副产品——族谱。牧野巽重点研究了（羊城）《廬江书院何氏全谱》，发现这种族谱把实际上没有血缘关系或血缘关系不明朗的同姓者共冶一炉，有别于传统规例的族谱，他首先提出了“合族谱”的学术概念，并且把它的产生同合族祠联系起来。牧野巽认为这种奇特的现象“违背了中国传统的正礼”，但由于时间和资料所限，他没能就此深入研究下去。

　　中国学术界向多侧重于对宗族制度的经典性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广东这种“违背了中国传统正礼”的文化现象。笔者《“众人太公”和“私伙太公”——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设施看祠堂的演变》、《珠江三角洲农村实地调查所见的几种“族谱”资料及若干问题的思考》等文对广东合族祠和合族谱进行了探讨④。笔者认为，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祠堂和族谱的大量涌现，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开发、商业化过程加快、士大夫精英阶层的推动。明中叶以降，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逐渐跃居全国先进行列，由此而促进了文化发展，产生了一批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深谙传统典章制度的士大夫精英阶层，他们充分利用当时商业化积累的资源，按照传统典章制度的规范在地方建立起宗族组织。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比之中原和江南地区慢了半拍，但在北方日渐衰颓的宗族制度在明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反而得到彰显。明中叶后，珠江三角洲祠堂纷立，“其大小宗祢皆有祠，代为堂构，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家单姓，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⑤乾隆年间，广东经济达于鼎盛，祠堂数量激增，不但“巨族多立祠堂”，连“下邑僻壤，数家村落亦有祖厅祀事”⑥。粤东宗族制度特重祠堂，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宗族制度推行于岭南时遇到了“宗子之制不可复”的麻烦。越岭而来的“著姓右族”，自唐宋以来虽则“蝉联而居”，但世系多不可考，连始祖亦多来历不明，但宗祠却突出发展，屈大均道出了其中的玄机：“今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⑦宗丧族乱的岭南人，宗子之制不可复，慎终追远，敬宗收族，则非祠堂莫属，再加上珠江三角洲民间财力雄厚，以故祠堂得以大行其道。《粤东简氏大同谱》叮嘱没有祠堂的简氏子孙，要将其宗支附在有祠堂之祖，并且引用了屈大均的话，简朝亮是深谙祠堂的意味的。粤东族谱之修也遇上始祖来历不明的问题，这是传统立谱规范所不能容忍的，于是要重构一个“始祖”，以故岭南族谱之修言及始祖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出南雄珠玑巷”（《粤东简氏大同谱》亦莫能外）。有学者提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有很强的虚拟性，宗族制度是一种“已经变了质的亚形态”⑧。这种宗族文化氛围，使“违背了中国传统正礼”的虚拟宗族得以迅猛发展。乾隆年间，广州城市经济长足发展，四方来聚之人多借助宗族背景立足坊间，乡村宗族势力渗入，同姓不同宗（甚至不同姓者），采取虚立名号，联宗通谱，联合一县或数县乃至数十县而建立起合族祠。合族祠易于缔结地缘关系，发展民间组织，乾隆年间有禁，民间为了规避例禁，因应当时广东文化发展的形势，多改合族祠为书院、书室、家塾、别墅等名目。牧野巽发现广州城市中的合族祠为村落宗族“更大规模的联络提供了机能”。笔者认为，合族祠实际上为同姓之人提供了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传说基地”，在更大范围虚拟共同的“祖先”，组成一个“大族”，具有相应的约法效力的宗族制度文本——合族谱便应运而生了。宣统元年，简氏宗人聚会简氏祖祠的范阳书院成立“家族自治社”，合议修谱，于是有《粤东简氏大同谱》的编撰。我们研究《粤东简氏大同谱》，可以从中窥见广东合族祠和合族谱发生和发展历史的真实过程。但是，“历史的真实”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现时学风浮躁，“文化快餐”盛行，对族谱资料的运用不加辨析，广府各姓氏皆出“南雄珠玑巷”的说法被炒得沸沸扬扬，有些文化中人也信以为“真实的历史”，年深日久恐怕会成为难翻的历史铁案。简朝亮作为饱学大儒，总纂《粤东简氏大同谱》显然是想有别于当时那些“违背了中国传统的正礼”的做法，在卷首反复声明《大同谱》不是“通谱”，殚心竭虑对粤东简氏的姓氏之所以“大同”作了一番解说，还在卷一立了“姓族考”专章。但是，《粤东简氏大同谱》作为合族谱，必然带有合族谱的一般特性——虚拟性。我想，这该是我们认识《粤东简氏大同谱》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