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存在多处先祖科举和迁徙年代记述的错误和疑问：1、总卷P65“子高公……公年方十五岁，自揭阳只身来长乐，寻陂下藩公旧宅居焉”。2、总卷P257“（1）宋、明朝进士 李藩：乙丑科刘章榜进士，官授迪功郎”。3、总卷P47“注：关于敏公迁长乐年代，多数旧谱记述是宋建炎二年戊申岁（1128年），又说是建文二年。诸谱不一，难以考证”。
       经查旧谱（手抄本），关于“五世祖子高公迁长乐、三世祖藩公中进士、一世祖敏公迁长乐”的年代记述均是源于《子高公遗嘱》。我所查阅的旧谱（手抄本）是敏公的17世孙李辅佐（1724—1800，五华县安流镇低坑五栋楼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癸卯岁孟秋朔日作序的，距今已有226年，旧谱是经过多次传抄且没有标点符号的。现摘录序言中的原文如下（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考念今传诸谱于唐宋元之间，祖系世次参差不一，即陂下开基祖子高公之遗嘱既有不同者。有云：于宋朝建炎二年始祖敏公自汀清移来长乐，藩公绍兴二年迁揭阳霖田都，因考不遂，于绍兴五年复回长乐琴江都陂下居焉，至十五年登进士，官至迪功郎。生我考致祥公，此以宋元纪推之似祖，子父相隔太远者也。然我陂下户与水寨锡坑、燕塘、黎塘，自古至今连宗共祖，往来交接，确有可据。无可据者削之，有足证者笔之。我陂下户之始致祥公，开基祖子高公以下祖宗尚近，族侄至亲世次固正，无庸疑焉。……”
     由此可见，早在两百多年前，辅佐公在序言中就已明确指出子高公遗嘱记述先祖的年代错误，但未进行考证。直至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修《广东五华李氏族谱》时，编者仍未进行考证，只是作了一些不全面的删改，致使族谱中仍然存在年代记述的错误和疑问。作为敏公的裔孙，完全有责任对族谱的错误之处进行考证。
    一、三世祖藩公中进士的年代
    旧谱记载，三世祖藩公“绍兴十五年中刘章榜进士，官至户部迪功郎，任云南文林郎，享寿64岁，卒于官邸，因贼乱，柩在云南未运回”。经考证，官衔混乱，年代记述错误。
    1、从世次和子高公遗嘱记述的年代进行推演
   按《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一世敏公至五世子高公的直线世系如下：
   一世敏公 ，字必捷，号达先、寿德，奏名百八郎，春华公王氏之长子。妣周氏，奏名三十八娘。生二子：上达、上通。公年四十，授平章、千户镇之职。因兵乱，公弃官就隐。享寿77岁，妣享寿70岁。
   二世上达公，字廷用，号克明，奏名百三十六郎，敏公长子。妣窦、黄、林、何、廖、萧、陈氏，生四子：藩、华、翱、翔。公诰封二品官授提举，享寿83岁。
   三世藩公，字卫宁，号永清，上达公长子。妣黄氏，生四子：致祯、致干、致祥、致祚。公为乙丑科进士，官授迪功郎，任云南文林郎。卒于官邸，享寿64岁。因贼乱，柩在云南未运回。黄妣享寿78岁。
   四世致祥公（1301—1369），字兆泰、号遁庵，奏名七十三郎，藩公三子。妣叶氏，生三子：子嵩（又名子标）、子崇（又名子荣）、子高。公原居揭阳员埠枫树坪，官授千总指挥，享寿69岁。
   五世子高公（1354—1421）享寿68岁，致祥公三子。字径庵，号上升，奏名九十五郎。妣罗氏七娘、杨氏八娘、黄氏十娘、汪氏十三娘。生二子：得生（1403—1479）、宗贵（1405—1467）。
  根据族谱记载，子高公生于1354年，卒于1421年，享寿68岁（虚岁，下同）。子高公立遗嘱的时间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六月初四，当时子高公67岁。遗嘱云：“洪武二年，父母俱故，合葬于揭阳龟背，时子高只身仅十五岁。于洪武五年思及祖父先迁遗迹长乐，自揭阳霖田行小路跋涉再迁长乐陂下寻藩公旧宅居住……”，洪武二年为公元1369年，子高公15岁是没有错的，但按客家人以虚岁计年龄的惯例（旧谱全部按虚岁计年龄），为了统一，应改为16岁。洪武五年（1372年），子高公迁长乐时已经是虚龄19岁了。我认为出错的原因是旧谱没有标点符号，后人编族谱时粗心大意，没有进行元纪推算所造成的。
   子高公之父致祥公享寿69岁，卒于洪武二年（1369年），按推算，致祥公生于元朝大德五年（1301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旧谱自子高公及其以后的直系祖公都有生卒年代（均用皇帝年号记年）和享寿多少岁（均为虚岁）的记载，按元纪推算，皆准确无误。正如敏公的17世孙李辅佐（1724—1800）在旧谱序言中所述“开基祖子高公以下祖宗尚近，族侄至亲世次固正，无庸疑焉”。旧谱对子高公之前的祖公只记享寿多少岁，对迁徙年代记载，也经不起考证。                  
   致祥公是藩公的三子，四子为致祚公。假设藩公60岁生致祥公，藩公也只能比致祥公大59岁，即藩公的生年最早为1301-59=1242年。那么，1242年之后出生的藩公，是完全不可能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刘章榜进士”的。
    2、根据宋元期间的官制和科举制度进行考证
    究竟藩公是那年“乙丑科进士，官授迪功郎，任云南文林郎”呢？查宋元官制，在宋元丰改制之前，文林郎比迪功郎高两级。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时废除了文林郎的官位设置，直至元朝（1271—1368）才恢复文林郎的官位设置，品级为正七品的文散官，但元朝没有迪功郎的官衔。宋末元初的战乱，科举一度取消，至元朝延佑二年（1315年），元仁宗才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及以后朝代的官方思想。根据宋元期间的官制和科举制度，可以断定藩公中进士的年代在元朝1315年之后。查1315年之后的元纪，1325年正好是乙丑。因此，可以推断，藩公是在元朝1325年中进士和任云南文林郎的。
以上推断，也与迁徙四川威远的子高公后裔谱载：“藩公生于1266年，因考不中，于1315年移回长乐陂下，1325年中进士，1329年卒于官邸，享寿64岁”完全吻合。
    3、根据宋元期间先祖的迁徙轨迹进行考证
    纵观历史，客家先祖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兵乱”和“改朝换代”，如唐朝末年的“黄巢兵乱”、1127年北宋南迁的“靖康耻”、南宋末年的“宋元兵乱”，尤其是元军骇人听闻的屠城灭族政策，均造成大量的客家先祖南迁。各姓族谱都有先祖因“兵乱”南迁的记载，众多客家先祖从南雄珠玑巷南迁的时间都是景炎年间（1276—1277年）。旧谱记载，三世祖藩公于“宋绍兴二年移居揭阳霖田都猪喷岭梅坑员埠后村张家宅场居住，因考未遂，绍兴五年复迁回长乐琴江都陂下户居焉，至十五年登进士”。绍兴二年为公元1132年，祥兴二年为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之年），相差147年。根据以上推断，应将“绍兴”改“祥兴”才成立，同时也符合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客家先祖大迁徙的历史事实。
       根据迁徙四川威远子高公后裔的族谱资料：藩公生于1266年，1329年卒于官邸，享寿64岁。那么，藩公36岁（1301年）时生三子致祥公，是符合常理的。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一统中国，当时藩公14岁，正是读书年龄，为了读书从长乐玉茶迁揭阳霖田都（现为揭西县河婆镇）。从藩公妣黄孺人、长子致祯公、三子致祥公卒后均葬在揭西县灰寨镇、藩公后裔在揭西县灰寨镇畲黄村建有藩公祠（喝形“犀牛揾水”）的事实可以证明，藩公在揭西县起码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元朝在1315年才恢复科举制度，所以才导致“因考不遂”和“复迁长乐陂下”，后人在编谱时把“因考不遂”改为“因考不中”是错误的。因此，可以推定藩公复迁长乐陂下居住的时间是元朝恢复科举制度后的1315年，十年后的1325年（乙丑）中进士。但不知何故，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修《广东五华李氏族谱》时却变成了“公从玉茶迁居陂下旧布，后迁揭阳霖田都猪喷岭员埠村”，与旧谱记载次序颠倒。我认为旧谱记载的藩公迁徙次序是对的，旧时的科考与现在的高考类似，有户籍要求，考中后还要查祖宗三代。藩公的父亲上达公和祖父敏公均居长乐玉茶，藩公“复迁长乐陂下”是为了读书和参加科考，其妻、子当时均未随迁。
     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建立，为洪武元年。根据《子高公遗嘱》记述：改朝换代后的第二年（洪武二年），子高公父母俱故。洪武五年（1372年），19岁的子高公只身自揭阳霖田行小路跋涉再迁长乐陂下（现在的五华县安流镇福陂村）寻藩公旧宅居住。因此，子高公成为五华县安流镇陂下的开基祖。
     4、根据翱公的年龄及其子建翱公祠的年代进行考证
     《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总卷P75：“明洪武二十八年，秀实公兄弟在七都围建翱公祠，与邓姓争讼。当时，秀昌公为衙役吏，酒后误打死查办驿官。兄弟各改名，逃他乡避难。秀兴改受兴，秀林改友梅，秀昌改紫青。”
     上达公生四子：藩、华、翱、翔。翱公是藩公的胞弟，兄弟排行藩公为长，翱公第三，无疑是同时代的人。但鉴于上达公妣较多（窦、黄、林、何、廖、萧、陈氏），也许兄弟年龄间隔会大一些。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秀实公兄弟在七都围建翱公祠时，翱公肯定已经去世，翱公的长子秀实公也可能去世（因为没有提到他改名和逃他乡避难）。我是藩公后裔，没有翱公派的族谱，不知道翱公及其子的生卒时间，但从公元1395年，翱公还有三个儿子健在，加上族谱载“翱公于壬子科武魁上舍生，省督擦官郎” 的情况分析，元朝皇庆元年壬子岁为公元1312年，翱公大约生于南宋末年（1279年）。藩公生于1266年，与其胞弟翱公的年龄也没有矛盾。
     5、考证结论
     通过以上考证，人们不禁要问，那么简单的问题，先祖为什么会搞错呢？但通过重温历史，我们会有深层次的理解。元朝为蒙古族统治，元朝统治的历史现在仍然有人提出该不该承认的问题，也许是由于藩公与致祥公均在元朝为官，明朝统治之后，先祖怕遭受政治上的株连，故意将藩公在元朝为官的历史隐瞒，将其上推至宋朝，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是应该这样做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因子高公父母早故，年幼无知，误听误记所造成的。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是完全应该把子高公迁长乐、藩公迁徙和中进士做官的记述更正为：
    1、洪武五年（1372年），子高公虚龄十九岁，自揭阳只身来长乐，寻陂下藩公旧宅居焉。
    2、藩公于宋祥兴二年（1279年）移居揭阳霖田都猪喷岭梅坑员埠后村张家宅场居住，因考不遂，元朝延佑二年（1315年）复迁回长乐琴江都陂下户居焉，至泰定二年（1325年）登进士。
    3、李藩（1266—1329）：元朝乙丑科（1325年）进士，官授正七品，任云南文林郎。
    二、五华开基祖敏公迁长乐的年代
      旧谱记载：“敏公原居福建省汀州府清流县四保里上寮，于宋建炎二年八月初六日迁广东省循州府（即惠州府）长乐县（今五华县）紫金山下居住。后因建县城，再迁至太平约（水寨）玉茶李堂落居”。经考证，“宋建炎二年”是错误的。
      敏公（百八郎）、锭公（百四郎）、捷公（百六郎）和万二郎（日华公）的长子应财公四人同为广东五华开基祖，《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均称其为一世，如果按福建上杭火德公为一世算起，则为七世。
按世次排列，上达公是敏公的长子，藩公是上达公的长子。根据迁徙四川威远的子高公后裔谱载：“上达公生于1246年五月十九日、藩公出生于1266年”，敏公是当官的，只有一个妻子周夫人，生子的年龄不会太晚，假设敏公25岁生上达公，则敏公生于1246-24=1222年。由此证明，敏公于“宋建炎二年（1128年）迁长乐”的记载是错误的。因为1222-1128=94年，敏公是不可能在还没出生的94年前迁长乐。
     从族谱关于敏公的记载：“公年四十，授平章、千户镇之职。因兵乱，公弃官就隐。享寿77岁”，可以分析和得出结论，敏公是四十岁之后才因兵乱弃官迁长乐就隐的。从敏公大致生于1222年和“因兵乱，公弃官就隐”进行分析，“兵乱”无疑是南宋末年的“宋元兵乱”。 因为南宋末年元兵南侵，景炎元年元兵占领临安，元军骇人听闻的屠城灭族政策和元朝的残酷统治，造成大量的客家先祖南迁，各姓族谱都有先祖因“兵乱”南迁的记载，众多客家先祖从南雄珠玑巷南迁的时间都是南宋景炎年间（公元1266—1277年，南宋灭亡的前两年）。
       查宋朝元纪，南宋有建炎和景炎，客家话建炎和景炎发音基本相同，先祖没有元纪资料查证，完全存在误听误记的可能性。建炎二年为1128年，景炎二年为1277年，两者一字之差，相差149年。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推断，我认为敏公迁长乐的年代应更正为：“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八月初六日”。“建炎”改“景炎”，一是符合客家话建炎和景炎发音基本相同，一字之差，容易造成误听误记的实际情况。二是符合敏公“因兵乱”南迁的历史事实。三是符合敏公“弃官就隐”的年龄，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敏公大约56岁，“弃官就隐”符合情理。   
        以上考证，难免存在主观臆断和文不达意之处，恳请宗亲批评指正。吁请各地对族谱研究感兴趣的宗亲同心协力，对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的《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中的差错和疑问（如火德公的生年）进行深入考证，在以后修族谱时切勿照搬照抄、人云亦云，做到“无可据者削之，有足证者笔之”，确保族谱史料真实、记述准确。使族谱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世世相传；居故里者可知迁者之分派，迁异邦者可知居者之同源；本源支派昭穆有序，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明盛衰兴替之迹，追水源木本之思；尽亲亲之道，宏绵绵之义。此乃同心敬祖爱族潜心修谱者之功也。
                                                                          五华开基祖敏公二十四世孙李锡球谨识                                          
                                                                           二○○九年己丑岁季秋

      《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存在多处先祖科举和迁徙年代记述的错误和疑问：1、总卷P65“子高公……公年方十五岁，自揭阳只身来长乐，寻陂下藩公旧宅居焉”。2、总卷P257“（1）宋、明朝进士 李藩：乙丑科刘章榜进士，官授迪功郎”。3、总卷P47“注：关于敏公迁长乐年代，多数旧谱记述是宋建炎二年戊申岁（1128年），又说是建文二年。诸谱不一，难以考证”。
       经查旧谱（手抄本），关于“五世祖子高公迁长乐、三世祖藩公中进士、一世祖敏公迁长乐”的年代记述均是源于《子高公遗嘱》。我所查阅的旧谱（手抄本）是敏公的17世孙李辅佐（1724—1800，五华县安流镇低坑五栋楼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癸卯岁孟秋朔日作序的，距今已有226年，旧谱是经过多次传抄且没有标点符号的。现摘录序言中的原文如下（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考念今传诸谱于唐宋元之间，祖系世次参差不一，即陂下开基祖子高公之遗嘱既有不同者。有云：于宋朝建炎二年始祖敏公自汀清移来长乐，藩公绍兴二年迁揭阳霖田都，因考不遂，于绍兴五年复回长乐琴江都陂下居焉，至十五年登进士，官至迪功郎。生我考致祥公，此以宋元纪推之似祖，子父相隔太远者也。然我陂下户与水寨锡坑、燕塘、黎塘，自古至今连宗共祖，往来交接，确有可据。无可据者削之，有足证者笔之。我陂下户之始致祥公，开基祖子高公以下祖宗尚近，族侄至亲世次固正，无庸疑焉。……”
     由此可见，早在两百多年前，辅佐公在序言中就已明确指出子高公遗嘱记述先祖的年代错误，但未进行考证。直至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修《广东五华李氏族谱》时，编者仍未进行考证，只是作了一些不全面的删改，致使族谱中仍然存在年代记述的错误和疑问。作为敏公的裔孙，完全有责任对族谱的错误之处进行考证。
    一、三世祖藩公中进士的年代
    旧谱记载，三世祖藩公“绍兴十五年中刘章榜进士，官至户部迪功郎，任云南文林郎，享寿64岁，卒于官邸，因贼乱，柩在云南未运回”。经考证，官衔混乱，年代记述错误。
    1、从世次和子高公遗嘱记述的年代进行推演
   按《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一世敏公至五世子高公的直线世系如下：
   一世敏公 ，字必捷，号达先、寿德，奏名百八郎，春华公王氏之长子。妣周氏，奏名三十八娘。生二子：上达、上通。公年四十，授平章、千户镇之职。因兵乱，公弃官就隐。享寿77岁，妣享寿70岁。
   二世上达公，字廷用，号克明，奏名百三十六郎，敏公长子。妣窦、黄、林、何、廖、萧、陈氏，生四子：藩、华、翱、翔。公诰封二品官授提举，享寿83岁。
   三世藩公，字卫宁，号永清，上达公长子。妣黄氏，生四子：致祯、致干、致祥、致祚。公为乙丑科进士，官授迪功郎，任云南文林郎。卒于官邸，享寿64岁。因贼乱，柩在云南未运回。黄妣享寿78岁。
   四世致祥公（1301—1369），字兆泰、号遁庵，奏名七十三郎，藩公三子。妣叶氏，生三子：子嵩（又名子标）、子崇（又名子荣）、子高。公原居揭阳员埠枫树坪，官授千总指挥，享寿69岁。
   五世子高公（1354—1421）享寿68岁，致祥公三子。字径庵，号上升，奏名九十五郎。妣罗氏七娘、杨氏八娘、黄氏十娘、汪氏十三娘。生二子：得生（1403—1479）、宗贵（1405—1467）。
  根据族谱记载，子高公生于1354年，卒于1421年，享寿68岁（虚岁，下同）。子高公立遗嘱的时间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六月初四，当时子高公67岁。遗嘱云：“洪武二年，父母俱故，合葬于揭阳龟背，时子高只身仅十五岁。于洪武五年思及祖父先迁遗迹长乐，自揭阳霖田行小路跋涉再迁长乐陂下寻藩公旧宅居住……”，洪武二年为公元1369年，子高公15岁是没有错的，但按客家人以虚岁计年龄的惯例（旧谱全部按虚岁计年龄），为了统一，应改为16岁。洪武五年（1372年），子高公迁长乐时已经是虚龄19岁了。我认为出错的原因是旧谱没有标点符号，后人编族谱时粗心大意，没有进行元纪推算所造成的。
   子高公之父致祥公享寿69岁，卒于洪武二年（1369年），按推算，致祥公生于元朝大德五年（1301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旧谱自子高公及其以后的直系祖公都有生卒年代（均用皇帝年号记年）和享寿多少岁（均为虚岁）的记载，按元纪推算，皆准确无误。正如敏公的17世孙李辅佐（1724—1800）在旧谱序言中所述“开基祖子高公以下祖宗尚近，族侄至亲世次固正，无庸疑焉”。旧谱对子高公之前的祖公只记享寿多少岁，对迁徙年代记载，也经不起考证。                  
   致祥公是藩公的三子，四子为致祚公。假设藩公60岁生致祥公，藩公也只能比致祥公大59岁，即藩公的生年最早为1301-59=1242年。那么，1242年之后出生的藩公，是完全不可能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刘章榜进士”的。
    2、根据宋元期间的官制和科举制度进行考证
    究竟藩公是那年“乙丑科进士，官授迪功郎，任云南文林郎”呢？查宋元官制，在宋元丰改制之前，文林郎比迪功郎高两级。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时废除了文林郎的官位设置，直至元朝（1271—1368）才恢复文林郎的官位设置，品级为正七品的文散官，但元朝没有迪功郎的官衔。宋末元初的战乱，科举一度取消，至元朝延佑二年（1315年），元仁宗才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及以后朝代的官方思想。根据宋元期间的官制和科举制度，可以断定藩公中进士的年代在元朝1315年之后。查1315年之后的元纪，1325年正好是乙丑。因此，可以推断，藩公是在元朝1325年中进士和任云南文林郎的。
以上推断，也与迁徙四川威远的子高公后裔谱载：“藩公生于1266年，因考不中，于1315年移回长乐陂下，1325年中进士，1329年卒于官邸，享寿64岁”完全吻合。
    3、根据宋元期间先祖的迁徙轨迹进行考证
    纵观历史，客家先祖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兵乱”和“改朝换代”，如唐朝末年的“黄巢兵乱”、1127年北宋南迁的“靖康耻”、南宋末年的“宋元兵乱”，尤其是元军骇人听闻的屠城灭族政策，均造成大量的客家先祖南迁。各姓族谱都有先祖因“兵乱”南迁的记载，众多客家先祖从南雄珠玑巷南迁的时间都是景炎年间（1276—1277年）。旧谱记载，三世祖藩公于“宋绍兴二年移居揭阳霖田都猪喷岭梅坑员埠后村张家宅场居住，因考未遂，绍兴五年复迁回长乐琴江都陂下户居焉，至十五年登进士”。绍兴二年为公元1132年，祥兴二年为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之年），相差147年。根据以上推断，应将“绍兴”改“祥兴”才成立，同时也符合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客家先祖大迁徙的历史事实。
       根据迁徙四川威远子高公后裔的族谱资料：藩公生于1266年，1329年卒于官邸，享寿64岁。那么，藩公36岁（1301年）时生三子致祥公，是符合常理的。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一统中国，当时藩公14岁，正是读书年龄，为了读书从长乐玉茶迁揭阳霖田都（现为揭西县河婆镇）。从藩公妣黄孺人、长子致祯公、三子致祥公卒后均葬在揭西县灰寨镇、藩公后裔在揭西县灰寨镇畲黄村建有藩公祠（喝形“犀牛揾水”）的事实可以证明，藩公在揭西县起码居住了几十年。由于元朝在1315年才恢复科举制度，所以才导致“因考不遂”和“复迁长乐陂下”，后人在编谱时把“因考不遂”改为“因考不中”是错误的。因此，可以推定藩公复迁长乐陂下居住的时间是元朝恢复科举制度后的1315年，十年后的1325年（乙丑）中进士。但不知何故，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修《广东五华李氏族谱》时却变成了“公从玉茶迁居陂下旧布，后迁揭阳霖田都猪喷岭员埠村”，与旧谱记载次序颠倒。我认为旧谱记载的藩公迁徙次序是对的，旧时的科考与现在的高考类似，有户籍要求，考中后还要查祖宗三代。藩公的父亲上达公和祖父敏公均居长乐玉茶，藩公“复迁长乐陂下”是为了读书和参加科考，其妻、子当时均未随迁。
     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建立，为洪武元年。根据《子高公遗嘱》记述：改朝换代后的第二年（洪武二年），子高公父母俱故。洪武五年（1372年），19岁的子高公只身自揭阳霖田行小路跋涉再迁长乐陂下（现在的五华县安流镇福陂村）寻藩公旧宅居住。因此，子高公成为五华县安流镇陂下的开基祖。
     4、根据翱公的年龄及其子建翱公祠的年代进行考证
     《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总卷P75：“明洪武二十八年，秀实公兄弟在七都围建翱公祠，与邓姓争讼。当时，秀昌公为衙役吏，酒后误打死查办驿官。兄弟各改名，逃他乡避难。秀兴改受兴，秀林改友梅，秀昌改紫青。”
     上达公生四子：藩、华、翱、翔。翱公是藩公的胞弟，兄弟排行藩公为长，翱公第三，无疑是同时代的人。但鉴于上达公妣较多（窦、黄、林、何、廖、萧、陈氏），也许兄弟年龄间隔会大一些。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秀实公兄弟在七都围建翱公祠时，翱公肯定已经去世，翱公的长子秀实公也可能去世（因为没有提到他改名和逃他乡避难）。我是藩公后裔，没有翱公派的族谱，不知道翱公及其子的生卒时间，但从公元1395年，翱公还有三个儿子健在，加上族谱载“翱公于壬子科武魁上舍生，省督擦官郎” 的情况分析，元朝皇庆元年壬子岁为公元1312年，翱公大约生于南宋末年（1279年）。藩公生于1266年，与其胞弟翱公的年龄也没有矛盾。
     5、考证结论
     通过以上考证，人们不禁要问，那么简单的问题，先祖为什么会搞错呢？但通过重温历史，我们会有深层次的理解。元朝为蒙古族统治，元朝统治的历史现在仍然有人提出该不该承认的问题，也许是由于藩公与致祥公均在元朝为官，明朝统治之后，先祖怕遭受政治上的株连，故意将藩公在元朝为官的历史隐瞒，将其上推至宋朝，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是应该这样做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因子高公父母早故，年幼无知，误听误记所造成的。
    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是完全应该把子高公迁长乐、藩公迁徙和中进士做官的记述更正为：
    1、洪武五年（1372年），子高公虚龄十九岁，自揭阳只身来长乐，寻陂下藩公旧宅居焉。
    2、藩公于宋祥兴二年（1279年）移居揭阳霖田都猪喷岭梅坑员埠后村张家宅场居住，因考不遂，元朝延佑二年（1315年）复迁回长乐琴江都陂下户居焉，至泰定二年（1325年）登进士。
    3、李藩（1266—1329）：元朝乙丑科（1325年）进士，官授正七品，任云南文林郎。
    二、五华开基祖敏公迁长乐的年代
      旧谱记载：“敏公原居福建省汀州府清流县四保里上寮，于宋建炎二年八月初六日迁广东省循州府（即惠州府）长乐县（今五华县）紫金山下居住。后因建县城，再迁至太平约（水寨）玉茶李堂落居”。经考证，“宋建炎二年”是错误的。
      敏公（百八郎）、锭公（百四郎）、捷公（百六郎）和万二郎（日华公）的长子应财公四人同为广东五华开基祖，《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均称其为一世，如果按福建上杭火德公为一世算起，则为七世。
按世次排列，上达公是敏公的长子，藩公是上达公的长子。根据迁徙四川威远的子高公后裔谱载：“上达公生于1246年五月十九日、藩公出生于1266年”，敏公是当官的，只有一个妻子周夫人，生子的年龄不会太晚，假设敏公25岁生上达公，则敏公生于1246-24=1222年。由此证明，敏公于“宋建炎二年（1128年）迁长乐”的记载是错误的。因为1222-1128=94年，敏公是不可能在还没出生的94年前迁长乐。
     从族谱关于敏公的记载：“公年四十，授平章、千户镇之职。因兵乱，公弃官就隐。享寿77岁”，可以分析和得出结论，敏公是四十岁之后才因兵乱弃官迁长乐就隐的。从敏公大致生于1222年和“因兵乱，公弃官就隐”进行分析，“兵乱”无疑是南宋末年的“宋元兵乱”。 因为南宋末年元兵南侵，景炎元年元兵占领临安，元军骇人听闻的屠城灭族政策和元朝的残酷统治，造成大量的客家先祖南迁，各姓族谱都有先祖因“兵乱”南迁的记载，众多客家先祖从南雄珠玑巷南迁的时间都是南宋景炎年间（公元1266—1277年，南宋灭亡的前两年）。
       查宋朝元纪，南宋有建炎和景炎，客家话建炎和景炎发音基本相同，先祖没有元纪资料查证，完全存在误听误记的可能性。建炎二年为1128年，景炎二年为1277年，两者一字之差，相差149年。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推断，我认为敏公迁长乐的年代应更正为：“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八月初六日”。“建炎”改“景炎”，一是符合客家话建炎和景炎发音基本相同，一字之差，容易造成误听误记的实际情况。二是符合敏公“因兵乱”南迁的历史事实。三是符合敏公“弃官就隐”的年龄，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敏公大约56岁，“弃官就隐”符合情理。   
        以上考证，难免存在主观臆断和文不达意之处，恳请宗亲批评指正。吁请各地对族谱研究感兴趣的宗亲同心协力，对一九九九年己卯岁编的《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中的差错和疑问（如火德公的生年）进行深入考证，在以后修族谱时切勿照搬照抄、人云亦云，做到“无可据者削之，有足证者笔之”，确保族谱史料真实、记述准确。使族谱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世世相传；居故里者可知迁者之分派，迁异邦者可知居者之同源；本源支派昭穆有序，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明盛衰兴替之迹，追水源木本之思；尽亲亲之道，宏绵绵之义。此乃同心敬祖爱族潜心修谱者之功也。
                                                                          五华开基祖敏公二十四世孙李锡球谨识                                          
                                                                           二○○九年己丑岁季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