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见荃君生平

　　公元1856年，正当大清国在洪杨之乱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时，在豫西北的林县城东南不远处的麒麟台村，一个书香世家里，见荃君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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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荃与长孙）
　　见荃生得方面大耳，两目闪着智慧的光芒。当满月后被其二祖父看见后，就对其异常喜爱，在百日时，其二祖父与其父李祖光商议为他起名李见荃字备聪。这个李见荃是林县人被称为“林县头”的起源，其学识可称林县文坛巨擘，其生平在林县也有着传奇色彩。
　　李见荃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其高祖李寅恭幼习武功，曾考取武生员。但他又兼备文治，精于书法，善于琴乐，在闲时则于此教子。其曾祖叫李仁凤，是一个义气为先，乐于助人，喜交朋友，慷慨好施的人，在方圆左近很受人尊敬。李仁凤曾跟从当时的林县训导禹州人余王召 学习义理之学，精于程朱理学。余王召 不仅家学深邃，而且为人正直，是个标准的老学究式人物，这种品性让李仁凤学习到了，后来转教于子孙，所以其林台李氏家庭历来受人尊敬，不官而自有官威，而名闻遐迩。《重修林县志》中李见荃摘引其曾祖李仁凤两句诗是：“书香甘似橘，牛背稳于床。”很形象地反映了李仁凤热爱学习，醉心读书的潇洒画面，也描绘了李仁凤风雅倜傥，孜孜不倦的风流书生的身影。李见荃的三个爷爷即李仁凤的三个儿子受余王召 义理学说影响和其父严格教导，能乐善其身，在林县创出较大的声名，成为林州历史上比较有名望的人物均得惠于此。李见荃的父亲李祖光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中进士入翰林荣宗耀祖，虽然年寿不永，英年早逝，但其在林县也是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
　　

    李见荃虽生于晚清的风雨飘摇时代，但百尺之躯，死而不僵，由于林县一带相对地平静，而李见荃祖父们又是林县上层社会的皎皎者，所以李见荃在幼年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李见荃生前其祖父已于道光中叶病故，其二祖父和父亲差不多前后取得乡试举人，并于同治初年同中进士（李祖光比其叔父早一年即同治元年中进士），中进士后李祖光被恩选翰林院庶吉士，一年后被安排为正六品的户部主事，在京为官。而李仲鸾被安排为怀庆府教授，离林县又近，又有闲功夫，又主持生员们的教育管理工作，所以李见荃于七岁时便到其二祖父李仲鸾任上随其读书，由于李仲鸾的严格要求和对李见荃的精心培育，李见荃进步很快，十年寒窗，李见荃于弱冠时即光绪元年考中彰德府第一名府学生员和安阳籍生员张凤台（后曾任河南省长）同窗习艺。光绪八年，李见荃以乡试第一名的成绩在开封的秋闱考试中得中解元，与开封举子徐世昌（后任大清东三省总督、民国大总统），安阳举子张凤台相交结为好友。此后徐世昌和张凤台又与李见荃共同参加朝考，先后得中进士，李见荃在数次名落孙山后终于于光绪20年（即1894年）考中进士。得于与好友徐世昌张凤台同朝为官，而他的父亲却在他得中进士前就英年早逝了。
　　李见荃得中的是三甲进士，按例外放湖南省为知县，不久由于政绩优异被提拔为靖州知州，属湖南省直隶州，李见荃在其任《河南通志》和《重修林县志》总篡修时被提拔为永顺知府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他的永顺知府自然被取消，虽然民国初又委他当过河南怀庆知府，但不多时，民国即取消了“知府”这一封建帝国时的官号。李见荃的知府自然当不成了。但当时的好友徐世昌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中如日中天，加上好友张凤台等一批欲有作为的政客，李见荃即被其好友仍邀请回京。他除常为徐世昌、张凤台的座上客外，这期间他参与组织了北京四存学会的保守事业，并出任“四存学会”副会长，所谓四存，是清初颜元为使文章经世致用，提倡“存性、存人、存学、存治”，他主张力学致知，习事见理，反对程朱“理在事先，知先行后”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提倡经事致用的“实学”。他并将自己的主张写成一本书，叫“四存论”。四存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李见荃等再去鼓吹用四存救国保皇实在是晚了几百年，由于当时民国呼声日盛，“四存学会”不久就自己形神俱灭了。
　　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继续左右中国政局，1918年徐世昌当选为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直隶天津人，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徐世昌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后移居河南。光绪年间进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官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军机大臣、太子太保，1914年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1918年出任大总统，1922年被北洋系曹锟取代总统而下野，1939年在天津病死。徐世昌虽官高位显，但也没忘了李见荃和张凤台这两个河南同乡，他出任大总统，立即将张李二人召进幕府聘请为总统府顾问，过不久即让张凤台出任河南省长，当欲安排李见荃出任时，李见荃表示看不惯当时的政治时局，他表示宁肯回家养老。所以直到1922年徐世昌下台，李见荃一直担任总统府顾问的清职，领俸禄，不办事，其实就李见荃的学究式头脑，在大总统府也只能是顾而不问。据原林州市政协石会明的文章说：他姥姥即李见荃的孙女，当他姥姥十来岁时，曾在爷爷带领下多次到故宫游玩，到几十年后年纪大了，仍记得过去游过的故宫。并说李见荃给孙女起名叫李宣，不是萱草的‘萱’，而是宣统的‘宣’。

博主的话：

    李宣大人又名宣珠，是见荃先生的孙女，其还有两妹名曰凤珠、莲珠，下嫁后最终分别迁至山东、贵州，宣珠、凤珠、莲珠其名均为见荃所取。

    宣珠嫁与林县桑园莫家，既民国林县最大的地主，家中可谓良田千顷，从西山脚下的桑园向东直到县城周边，象现在的李家村、闫家台、西台等都是莫家田地，雇佣佃户、长工无数。

    莫家的兴起也经历了几代人的辛苦积累，当时林县的干旱少雨，好地亩产200斤小麦，一般的地亩产只有几十斤至上百斤小麦，莫家人省吃简用，麦子打下后先把头等的给佃户、长工、私塾老师，二等的麦子才做为自家的口粮，每年秋天的柿子也要晒干磨成粉当口粮吃，这才是炒面。遇到荒年粮食也是不够吃的，还需要接济长工佃户等。而靠这些是根本积攒不下多少产业的，莫家的余粮多了，就运到苏航等地千里迢迢换来绸缎布料来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莫家终于为后人置下了千里良田和宏伟的莫家大院。

    莫家大院在桑园乃当时林县地主家中乃最好的建筑之一，靠近太行深山，日寇入侵时，林县国民政府迁至桑园莫家大院办公坚持抗战，莫家大院在当时数量多、质量好；二是距离太行深山很近，可随时向深山转移；时宣珠大人丈夫也在县府效力，但不幸早逝。

    莫家经历几代辉煌后，时至三四十年代，家族逐渐衰败，不但后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而且家族中男人都早逝，整个家中没有成年男子，以致留下的一大家孤儿寡母都分辨不清家里田地的数量界限等，后来莫家分为五家。土改时期，莫家唯一的女性大掌门被五马分尸，家族中几十口男女老小光着脊梁跪在麦场被鞭笞后扫地出门流离失所。后来莫家祖坟也被挖开搜金银财宝结果一无所获，而领头挖坟的人不久后暴病而亡，其实莫家后期已经衰败，经历了旱灾、蝗灾、吸食鸦片、天门会、鬼子扫荡、国共争霸等天灾人祸，莫家后人不断卖房卖地，到后来都吃不饱了。   

    博主小时候（80年代）常与宣珠相处，从来不知身边这位慈祥温和的小脚长辈竟有如此显赫的身世和坎坷多难的经历，她也从未向他人讲述过往事，回忆当时她的几句之言片语现在才多少顿悟过来点。

    宣珠和蔼可亲而知书达理，七八十岁高龄时仍能读书写字、缝补做饭，对家中的晚辈媳妇等都很和善疼爱，非常具有名门闺秀的大家风范，最让博主吃惊的是宣珠除了能文善读之外竟然还懂些许英文，宣珠曾对博主中学时的英文教材朗朗上口。中国一些当代五六十岁的人懂些俄文很多，而一八十岁的山区小脚老太脱口而读英文实在另人钦佩，可见李家家教当时开明所致。

    宣珠小时曾多次到过北京、云南等地，其家族在外做官的除了北京还有广东、云南两支，宣珠幼时多次到故宫、动物园等游玩，还清楚记得动物园中有很多狼虫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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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李见荃对已覆亡的清王朝多么怀念。多么希望下台的君主死灰复燃。他胸中的忠君思想早已凝成了北冰洋一样的冰块。所以徐世昌一下台，他便迫不及待地回了林县老家，他下决心要当遗老了。
　　但是，他的另一好友河南省省长安阳张凤台却放不下他。这张凤台与李见荃同为府生员，同科中举同是进士及弟，感情非常深，交情也与众不同，当徐世昌政府一倒台，他就立即同徐世昌和李见荃联系，当徐世昌谈及这一生既已登峰造极落个急流勇退，善始善终，决心在天津当一辈子寓公决心后，他又立即请林县的李见荃到开封去，当李见荃表示不愿再出山后，张凤台立即以请李见荃担任《河南通志》局总编篡这一钓铒诱惑他。李见荃之所以在同僚中有较高的威望，是因为其诗书文章高出一筹，而李见荃虽在政治漩涡中浮沉无力，但对修史编志却仍童心未泯，跃跃欲试。这样张凤台就又把李见荃钓到了开封。
　　李见荃在《重修林县志》序中写道：“民国十一年，河南省省长安阳张公凤台，设河南通志局于开封，檄行所属各县修《县志》。”接着又写道：“林县知事王公泽溥，集绅会议，就地取材。聘邑中知名人士李君芳阶，李君青莲，王君大鸣，张君钦哉，徐君营初分门担任，以见荃总其成。”李见荃在这里很明白地叙述了修《河南通志》和《重修林县志》的开端经过。其实李见荃是谦虚了，事实上，李见荃修河南通志因张凤台不担任河南省长和时局的变化，虽未“善终”但已铺好了底子，整个《河南通志》基本沿用了李见荃的思路，大纲细目也是李见荃智慧的心血。李见荃修河南通志未及三年，就回到了林县，而《重修林县志》却是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成书的，故志书的体裁及卷目内容的安排、文章的剪裁均为李见荃老先生的功劳。
　　李见荃中过进士当过两任知府，任过总统府顾问又总编篡过《河南通志》，其文章又非林县众人所及，所以他在林县无疑成了众望所及，成了林县人所尊敬的偶像。是林县的“李老官”。不仅李见荃在林县威望极高，凡是林县当官的、巡视的、考察的无不去拜会“李老官”，一句话，李见荃是林县绅士的头头。
　　李见荃文笔犀利，思绪敏捷，条理分明，论理透彻，实不愧大家风度。就其所遗存在《重修林县志第十七卷》中的《重修林县城隍庙记》、《仙岩桥记》和《天门会始末记》加上整个书中的介绍，分析等夹叙夹议的连续性片段，以及书首之叙，均可令人肃然起敬，对其审慎的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所感染，固然由于李见荃所处的时代使然，他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上，笔墨中饱含着统治者的气息，代表封建王权说话，但其中却处处流露出他敦厚正直的品格。李见荃谦逊的品格在其所书《重修林县志》叙的最后酣畅淋漓地表露出来：“而是役也，张省长倡之于前，郭大令继之于后，又得邑中诸君子同心戮力，各奏尔能，于风尘鸿洞之中，成石室名山之业，不可谓非幸也。见荃老矣，躬逢盛会，得从诸君子后，谬附著作之林，尤幸之幸也。”口气是谦虚的，成绩是肯定的，心情是自信的。在李见荃的心目中，对《重修林县志》是得意见之于神形的。
　　据石慧明的文章介绍：“李见荃不做官后，就回家养老。他置了庄子，买了地，还在城里开了几家店铺生意红火，财源茂盛，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财主。”此言不虚，李见荃在张凤台于1923年底被直系排挤，免去河南省长职务后不久回到林县，在族人劝说下，也开了一些店铺，并在南关西营南路西修建了庄院居住，要说他做生意，可能只是附会，他更多的时间当是与林县诸多绅士的交往，盛名之下，拜访者多，而其书山宦海一生，也不会过多地与铜臭冲天的生意联在一起，就过去“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谚语,李见荃当知县、知府达16年之久，又任总统顾问四年，通志局总编三年，他的钱可以说足够他下半生用的了。笔者于60年代在就职于林县县直机关干部业余学校任教时，曾以李见荃老先生之居室为教室数年，其居室五间两甩袖，房基为近一米之台座，正门有六七级的石阶级，显然比当时 的一般居民高贵多了。
　　李见荃从1923年回林县到其1934年去世，在林县城居十一、二年，由于其经历，由于其地位，社会是不会让其静养的。除了《重修林县志》始于1922年，出书于1932年，其中颇多坎坷，但李见荃可以说虽未全始但却使其全终了。此外，据记载他还较多地介入了林县大事和政务。
　　李见荃在《重修林县志》中的三篇文章，第一篇《重修林县城隍庙记》，从文章内容看，李见荃是参与了重修工作的，第二篇《仙岩桥记》，仙岩桥是当时林县最大的石桥，是地处林县交通要道的至关重要的桥梁，李见荃为其作记并载入志书，用心良苦啊。第三篇《天门会始末记》更是林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李见荃不仅目睹了天门会的全过程，而且亲自投入了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据载1926年天门会进入林县城，李见荃在不得已时接受了天门会的聘请。实在说天门会是纯农民性质的起义，它开始的正义性，是冲着封建社会的官僚地主阶级的，不仅铲除土匪保护农民的正常利益，还把矛头对准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神。李见荃开始时对天门会是有成见的，但自他被天门会聘请为参议后，耳濡目染逐渐对韩欲民及其所部产生了好感。据说，韩欲明占据林县城后，县中绅士都闻风丧胆，躲着不敢出来，而韩欲明要建立政权没有识字人和有文化的人是不行的，所以出告示，让县中有文化的人都到天门会大本营黄华书院报到。否则就以反天门会给予处理，所以李见荃尽管矜持，还是到天门会报了到。传言韩欲明对长相如同戏台上清官的李见荃很佩服，而李见荃忠厚爱民的见解很得韩欲明的尊重。所以当天门会在林县城的时候，李见荃常常是韩欲明的坐上客。据李见荃外甥闫乐山的文章说：“1927年当庞炳勋的军队攻打天门会，沿途奸淫抢掠，李见荃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即倡议率领部分绅士冒枪林弹雨的生命危险前往火线欢迎，要求庞军停止炮火进攻，避免伤害群众。”在庞的许诺下，即派李见荃等为前导，长驱直入进驻林县城。闫乐山先生还说：“当庞军进驻林县城后，曾下令让其士兵自由三天，无异是让其士兵公开抢掠，致使所有沿城村庄群众均受特大兵灾，不分贫富无一幸免。李见荃目睹群众受灾惨状，忧心如焚，又毅然决定拼出老命，亲赴庞炳勋军部，申述惨案，为民请命。当时庞伪装不知，假仁假义，下令制止，这时其士兵已抢掠一天半，部分群众已到破产地步，但李见荃之举亦为使群众减少继续被摧残的灾难。”闫先生文章还说：“1930年韩欲明重整旧部返回林县仍进驻黄华书院，成立总部，将天门会总部组成八大处，李见荃亦于此时被聘入总部，惟见其经常到总部议事，出谋划策，这一时期极受韩的重视。”文章说：“当韩被刘惠心设套拘捕后，李曾于深夜潜往韩的拘留室探视话别。据其家人谈，他探视回来后曾怏怏不乐，耿耿不寐，而思绪万千。”韩被害是1931年年底的事，当李见荃写了《林县天门会始末记》以后就再也无李见荃的记录和传闻。据说是此后李见荃因年老病生，已经七十五岁了，过了三年，1934年这个林县有名的士绅，文坛巨擘李氏家族的骄子就与世长辞了。

李氏书香世家

　　其林台李见荃的高祖李寅恭和曾祖李仁凤，虽酷爱文学喜欢翰墨，但没有功名，但其所用苦心在其儿孙后辈中立竿见影，结出了丰硕果实。这就是李仁凤的三个儿子均是饱读诗书的俊彦，尤其是其大儿子李伯鸾和二儿子李仲鸾均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当时林县学界称为首屈一指、受人尊敬的文魁，所谓“伯仲兴李氏，林虑耀双灯”。
　　李伯鸾字越千，号声坡，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元1818年）考中举人，开创了林县其林台南义路自然村李氏家族书香世家官宦门第的先河。未中举前，李伯鸾就以敦厚的人品，博学的知识博取了县官的赏识，当其尚未中举时，县官即拟采用秦汉古制，向上级和朝庭推荐者李伯鸾为孝廉方正，直接保送其上太学（即国子监）当监生，但李伯鸾婉转地坚决辞谢了县官的好意和众人的厚爱，终于靠真才实学于开封府的秋季考试中题名，步入了林县名士的行列。李伯鸾是其父严格按训导余王召 的理学要求培养成的人才，其在孝悌、礼义、兼爱各方面均按古训行事，所以被林县的政界誉为众人楷模。李伯鸾是大兄长，他不仅自己奋发读书，还担负起了教育督促自己的二个兄弟学习的义务和责任。为家庭在数次春闱考进士不第后，李伯鸾在知县周百顺的举荐下以优异学绩和品德被朝庭选为大桃知县。未及一任因他的父亲李仁凤病故，他依例告假丁忧，期满后又决定在家教育两个弟弟瞻养老祖母。这期间，因他的知识渊博被知县周起滨聘请为黄华书院教授。据《重修林县志》其本传载：“李伯鸾与候周起滨，同里张丞实为忘形交”。考周起滨道光五年（1825年）来林县当知县，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晋职离林，而张丞实任村人，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1848年后任职工部，此后时间，一个县太爷，一个林县文魁，一个林县商界大贾，感情和行为不分你我，脱略形迹，就其地位和身份在林县都是引人瞩目和令人称羡的。李伯鸾本传云“伯鸾倜傥不群，家屡空，豁如也。才思敏捷，或以疑事相质，当机立断，若不经意，而事理悉协，熟计无以易之。”忘形友与忘年交不同，李伯鸾面对一个能够在林县当到十余年知县而被升任到广东布政使，被称为循吏（明理守法的官）的县太爷和一个腰缠万贯的同窗举人要做到不分你我，他的家底自然比不上，所以经常掏空家财去应付场面，即此，在经济上李伯鸾还是受惠于二人为多。只不过是“才思敏捷”、“当机立断”、“事理悉协”令二人见爱而已。倜傥意为卓越豪迈，后来多指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拘束。李伯鸾在学术上受余王召 理学影响，在行为、生活上豪迈放荡，所以能令县太爷和大富商乐于与他成忘形交。《重修林县志?第十一卷?艺文》载，李伯鸾有诗集名《梅花百咏》一卷，一百首咏梅花的诗全为七言绝句。每首各有特色，毫不雷同，而诗思骏发。在当时林县文坛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历来咏梅花的诗已屡见不鲜，李伯鸾能在如此繁复的咏梅诗中骄然独步，可知其文史功底之深。当然，李伯鸾后来到河北迁安知县时，还东临碣石作塞外诗多首，诗风高古雄健，备受时人赞赏。周起滨当知县时，因见二友屡试进士不第，就曾问朝庭举荐，又因其二弟李仲鸾于道光十四年乡试中举，足以自立，所以在知县周起滨升任后不久，李伯鸾在安葬其祖母后，向朝庭报丁忧期满，被分派为河北省临榆县知县，李伯鸾到临榆县任职时，临榆县恰逢连年荒欠，民不聊生，李伯鸾立即拿出自己的俸银换成米粟散发给饥民，并向富户倡议，救济饥民，县里的富户，见县太爷如此举动，也纷纷捐出粮米，由县里统一发放，将数十年的疑难案件，全部判决处理，使得临榆县，官场和民众都很佩服、高兴。省府的官长见李伯鸾才能出众，不久就调他出任迁安县知县。迁安县是个方园数百里的大县，人多地广，政务繁忙，李伯鸾能克已奉公，做到以人为本，爱民为先，所以使县里政策简便，刑罚轻清，鼓励县人专心农桑，由于李伯鸾兢兢业业，劳乏过度，酿成病变，于四十三岁病死于迁安县任上。
　　李仲鸾，字明甫，号次坡，是李仁凤次子、李伯鸾的二兄弟。李仲鸾从小受学于父亲李仁凤，当其兄李伯鸾的知识超过其父后，李仲鸾就又跟从其兄读书学习，不多久，兄弟二人的学识，已双双被称为林县名宿。他在二十岁时以彰德府廪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选为府学生员——郡禀生，在年终和期中考试中曾四次列名第一，并三次被推举为品学兼优。但李仲鸾中举时间却远远迟于其兄，他是道光十四年（1835年）中举的，比其兄李伯鸾晚了18年之久。所以在其兄李伯鸾出任了一任大桃知县后，其父死回家丁忧，后主讲黄华书院时，他才中举，当李伯鸾又被任为直隶河北临榆知县后，他正好接替其兄出任黄华书院教授。他的哥哥李伯鸾大约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死于河北省迁安知县任上，这个李氏家族的重任就落到了李仲鸾身上。
　　李仲鸾主讲黄华书院，由于其博学的知识和教育方法，所以他所教的学生中出了许多青出于蓝的和很有名望的学术界人物，如刘福龄、申逢吉、马化粼、李建元、刘启彬、吕慎修、李祖光、田景瀛等，其中田景瀛和其侄李祖光都曾被选为输林院庶吉士，所以李仲鸾的声名在林县如日中天，极受人尊敬。但这好像也恰是李仲鸾的不幸之处，他从1835年中举到1863年整整二十八年，经过了三年一次的九届进士考试（其中还有恩科多次）他才于六十多岁的迟暮之年考中进士，实现了封建社会一个令人最高企盼。但这期间，他的学生林县城逆河头村的申逢吉于道光二十五年中了进士、大菜园村田景瀛于咸丰三年中进士入翰林，刘曦、李师濂（铁炉人）吕慎修（小屯村人）董应遴（焦家湾人）都中了进士，其侄李祖光在其二叔中进士的前一年中进士入翰林。这当然是李仲鸾值得欣慰的，其心血结晶的成果促成了他最大的荣耀。在主讲黄华书院期间李仲鸾还被知县康仲方选中，参与并参与了《咸丰林县志》的编写。
　　李仲鸾于同治二年（1863年）满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革命风暴的巨大的冲击下稳住阵脚时的春闱考试中被选为二甲进士，由于其年老、以知县任用，但李仲鸾却进一步以自己年老请求改变任用。吏部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就近选用他到林县南不远的怀庆府任府学教授，《重修林县志?李仲鸾传》说他到淮庆府教授任上，从学者红舍常满，历任太守皆加礼遇，有文字必请其评陟。可见其在怀庆府教授任上的风光场面。这时期李仲鸾承担起了替死去的大哥教育孙子李见荃的责任，在李仲鸾教育下，李见荃进步很快，二十岁时以县学第一名考中府生员，并在光绪八年在河南省会开封秋闱考试中夺得全省第一名的解元。为林县争得了荣誉。但当李见荃考中解元时，李仲鸾在怀庆府任上也因年老病倒了弥留之际，听到他亲自培育的侄孙得了解元，他感到自己是对得起自己的李氏家族的，他对得起李氏列祖列宗，他对得起他的大哥李伯鸾，他把大哥留下的侄子李祖光教导成才，中了翰林，对把其孙子，李祖光的儿子李见荃教导中了解元，他是含笑去世的。《重修林县志》说他年八十卒于官。又说他天性诚恳真挚，从来不说别人的好坏得失，但他心里是善恶分明的，对李氏家族，他对家庭困难者给于经济上的帮助，对幼童能教育成才的，他就叫到自己的官署中耐心地教育他们。在治学上，他没有一天停顿过。如果疲倦了就闭目静坐一会儿，从不在白天躺到床上休息。对儒家学说中的《诗经》《礼记》《春秋》都能融汇贯通它们的精华，他作周礼《序官赞》议论推理均合乎理学要求。他写的文章宗法解道循古时的名家章法，切实纯正。他选择自己平生较得意的文章三百篇，汇集为《燕窦堂稿》，是当时在林县很流行、很受知识分子喜爱的书，可惜其文已经散佚了。
　　李仲鸾曾有《燕窦堂诗稿》传世，得其侄孙李见荃之力。时任河南省省长的张凤台曾为李仲鸾的《燕窦堂诗稿》作序，序共693字，序的开头说：“次坡先生吾群名宿也，以经学鸣于诗，弱冠有声，凡试皆袖然称首。”并举出其诗句“老笔一枝犹倔强，不甘低首少年人”说明李仲鸾能活到老，学到老，先生长年勤学之苦衷已可概见，计至今三十余年矣，向往之深，总以未窦全豹为憾。序中有“今观先生之诗，不雕不琢不枝不蔓、无幽僻类昨之韵，无志微噍杀之音，益信其含古茹今，触景抒怀，无非由学问中酝酿而生。分式读先生和安泉诗，内有从三百篇得微旨，过七十岁犹著书。”之句，自道生平，可为全诗之注脚矣，这篇序虽因张凤台与李见荃“同砚友，交最笃”但所论却掷地有声，不失公允之见。张凤台在1908年任长白知府时，评考鸭绿江图们江源流，以明确与日本控制下的朝鲜划定国界，清兵驻守。不失为一爱国官员。也体现了他正直、不畏强暴的品格。李仲鸾的诗在《重修林县志卷十七，杂记》中存录四首，每篇前均有序，使我们可对李仲鸾诗了解其梗概。其《烈女词》：“有女娉婷赋于归，才过一岁夫丧母。晨夕擗浮相所天，赋性不解工媚妩。一朝弃逐恩义绝，含冤抑郁不得吐。”饱含了同情“罪不分明心不甘，衰裳呜咽造官府。官府老吏持两端，离合一听已自取。”烈女在夫权和官府的双重利刃下以死反抗，“柔肠百转复无奈，头抢县庭声震鼓。堂前皂隶呼欲笞，袖中白刃力已努。刺喉直入柄未没，二寸突兀颔下拄。鬓发蓬松青竖丝，颈血淋漓红溅雨。“烈女以死抗暴的举动使得“县令怖急汗流沫，衙吏仓皇面若土”。烈女之对封建统治下夫权，官权的反抗使得当时仅当了一年的知县被卸职。李仲鸾也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弱层的同情和对封建社会的鞭鞑。李仲鸾所存的第二首诗《纪事篇》在序中直云，这首诗是投递诉讼状，是为伸冤而作的。并说明冤枉的原由是河朔道台与总兵，到林县要在每征一两银子赋税，加铜钱二百文，受到林县连庄会的抵御，官府就逮了七十多岁的王青云，并强迫包括李仲鸾在内的林县绅士的签名。李仲鸾用此诗及序作了反抗，并联络林县绅士和主持正义的官员，在上面签名，诗写得婉转恳切。李仲鸾的正义感在诗中表露无遗。李仲鸾所存的第三首诗《冯处士义行传》赞扬了林县合脉掌村冯际昌在嘉庆十年大灾荒年发四百余石粮食赈饥饿灾民，并焚烧贫民借券每次二千余贯共三次达六千余贯钱。诗中充满激情，“但愿天下寒士皆丰亨，耳不闻有啼饥声。躬勤劳俭稍有嬴，假贷乞与囊为倾。券约重迭纷缣藤，付与烈炬光荧荧。青蚨化蝶飞春晴，风中骀荡随鸿冥。”歌颂了冯际昌扶危救贫的义行。深得诗圣杜甫的“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古韵精髓。李仲鸾的第四首诗《圣符山塔成赠王震声国子生》是：“山上浮屠气象雄，鸠工人是雪溪翁。云根擘取黄华石，插问青霄缥渺中。得得荆鞭走马来，长安射策又空回。天荒虽久终须破，定有生灵注意才。”这四首诗很有代表性，第一首表达了对柔弱烈女的同情，直接鞭鞑了封建社会。第二首表达了对县人抵制官府加收税赋的不平，并直接以诗为诉状伸冤反抗。第三首赞扬了冯际昌处士的义举，对抚危救困者的天比钦佩。第四首记述了林县大事，虽然有宿命论的观点，但其意可嘉。四首诗笔法老练，诗的语言流畅形象，而且就事写实，深得诗法精髓，正如张凤台所说“盖诗者，乐也……又诗者，史也，太史陈诗以观民风，而被管弦，诗三百篇实权舆于此。”
　　李见荃的三爷爷叫李叔鸾其简传附在《重修林县志》李伯鸾传后，李叔鸾字少衡，岁贡生 ，候选训导，家虽贫，非义不取，躬耕自给，善应酬，办事敏捷干练，乡党吉凶事，多请其主持。另李叔鸾写有一篇《麒麟台详核碑记》载于《重修林县志第十七卷杂记》中记过了麒麟台得名缘由及修庙始末。按李见荃编写《重修林县志》的文非要人不录原则，此文原不该登，可知这是李见荃的一点私心，一是为本村留点记，二是为其三爷爷留点笔墨。
　　李见荃的父亲李祖光，字靓庭，是李伯鸾的儿子，因其父早死，他从小依靠其叔父李仲鸾教育成长，到二十岁时在县儒学考试中名列第一，成了县学生员，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考试中举后曾游开封的大梁书院以经学令大梁书院院长钱仪吉和学使俞长赞对其格外看重，俞长赞特地请李祖光到其家为其子讲身心性命之学，让儿子拜李祖光为师。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进士。明朝以后朝庭举行春闱考试，先是由吏部举行会试，选中后，再由皇帝亲自主持选拔，叫作殿试，殿试后选一甲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进士第一名为传胪，其余二甲进士被称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被称为赐同进士出身。李祖光会试合格后参加殿试，当时同治皇帝还小，由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主政，所以当时殿试实际上由总裁大学士倭仁主持。当时朝考以《诗经?卷耳?诗序》中“求贤审官”命题作文，全场贡士大多不知怎么写，可是李祖光却独独理解写成了八股，博得了倭仁的击节称赏，就选拔李祖光到翰林院当庶吉士，进庶常馆学习，学习时间一年后，李祖光被任用为正六品的户部主事。从前会试殿试结束后，所有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师。李祖光既被倭仁看重，也即被许可拜倭仁为师。这样李祖光就能经常成为倭仁府上的常客，随时请教。当时倭仁以性理之学号召天下文人学习格守。李祖光把从倭仁处所学加上自己的理解作成日记，以检查自己的理解程度，向倭仁汇报。这样，李祖光鉴于倭仁的权势学识，京城各部主要官员之下属的部曹们纷纷让其子弟们学习李祖光的日记，李祖光把日记集为《小学集解》、《孝弟图说》，教育这些从学的幼童，给予启蒙。李祖光还精通舆地、天文等学说，他曾刊印《历代舆图》手抄《天文图说》、《管窥辑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可惜他刚过了四十岁就因病去世了。
　　综观麒麟台李氏家族，因李仁凤倡导并身体力行，李伯鸾、李仲鸾刻苦博学，培育子弟，使其声名于清朝嘉庆、道光到光绪年间，在林县如日中天，名闻遐迩。后因世事之变子孙不争，延续三、四代的李氏书香世家於以告结。但李见荃在《重修林县志》中留下了李氏书香世家的辉煌，将永世流传。

关于对李见荃父亲的疑义及说明

　　在写李见荃及其书香世家时，笔者访问多人，博采众说，使我得益匪浅。但使人感到有些地方存在有令人费解或者有说不确切之处。比如关于李见荃的父亲是何人的问题，就是这篇文章中必须弄清楚的关键问题。
　　笔者翻看了1986年所即行的《林县文史资料》第二期闫乐山先生的《李见荃生平片断》的文章。除对闫发生的精辟论述表示敬佩外，也对其文中所说李见荃父亲李庭元，翰林院庶吉士表示不解。闫乐山先生这一看法，在1991年《林虑山》一书的“历史文化名人李见荃”一文中也有“其父李庭元，叔父李祖光分别为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和户部主事”，看来是参照闫文写成的。
　　闫乐山先生是李见荃的亲外甥，在没有详细资料的情况下，其说话是有权威的。但如果说得不准确就会形成误导，所以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一、在《重修林县志》中，李见荃写其李氏家族，在《第十二卷列传一》中列了“李伯鸾传”，说到李伯鸾的祖父叫李寅恭，其父叫李仁凤，在文末写了其“弟仲鸾、叔鸾，子祖光”《第十二卷?列传五》中有《李仲鸾传　从子李祖光传》文中说到“李仲鸾”、“伯鸾弟”“侄李祖光，伯鸾子”。
　　这是李见荃为我们所列的李氏家族关系表，这里的关系是，李寅恭——李仁凤——李伯鸾、李仲鸾、李叔鸾——李祖光。
　　李见荃没有列出李仲鸾和李叔鸾是否有儿子，只是说到李伯鸾有子李祖光，李庭元从何而出呢？
　　二、在《卷十二?列传五》中有《李庭元传》关于李庭元，传中是这样写的“李庭元字杰人，若杞九世孙，幼从李仲鸾受业，仲鸾曰“此吾门俊人也。”道光癸卯二十三年（即1843年）乡试……晚任光山教谕。这里并没有说到他是李仲鸾或是李叔鸾的儿子中举。倒是说是李若杞九世孙，《卷第十二?列传五?李若杞传》记载：“李若杞字人翘，副使瑞子，万历已酉举人。”李若杞是云南副使李瑞的儿子，是县北李家岗村人。莫非其林台李姓和李家岗李姓是一家人吗？好在《林虑山》的历史文化名人，详列了李画家族，从李画第一世，到李庭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举人，任光山县教谕等职，虽和其本传相同，但却不是翰林院庶吉士。另外其林台李氏虽和李家岗李氏同姓李，但决然非近族，否则，李家岗李氏族谱中怎么没有李伯鸾、李仲鸾、李祖光、李见荃如此显赫的林县名人呢？
　　查《重修林县志?第八卷?选举表》中，清朝在道光以后的李姓翰林院庶吉士仅李祖光一人。户部主事也仅李祖光一人。故李见荃之父就是李祖光无疑。李庭元之说应是空穴来风。
　　四、另说“李仁凤曾任林县教谕”一是《重修林县志》作李仁风，二是《重修林县志》“李伯鸾传”中说李仁风“从邑教谕余王召　学”并不是李仁凤曾当过林县教谕。
　　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术，由于资料不足或其它原因，失误往往难免。虽然兢兢业业，但可能存在不尽人意处，尚祈达者指正。

李见荃君生平

　　公元1856年，正当大清国在洪杨之乱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时，在豫西北的林县城东南不远处的麒麟台村，一个书香世家里，见荃君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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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荃与长孙）
　　见荃生得方面大耳，两目闪着智慧的光芒。当满月后被其二祖父看见后，就对其异常喜爱，在百日时，其二祖父与其父李祖光商议为他起名李见荃字备聪。这个李见荃是林县人被称为“林县头”的起源，其学识可称林县文坛巨擘，其生平在林县也有着传奇色彩。
　　李见荃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其高祖李寅恭幼习武功，曾考取武生员。但他又兼备文治，精于书法，善于琴乐，在闲时则于此教子。其曾祖叫李仁凤，是一个义气为先，乐于助人，喜交朋友，慷慨好施的人，在方圆左近很受人尊敬。李仁凤曾跟从当时的林县训导禹州人余王召 学习义理之学，精于程朱理学。余王召 不仅家学深邃，而且为人正直，是个标准的老学究式人物，这种品性让李仁凤学习到了，后来转教于子孙，所以其林台李氏家庭历来受人尊敬，不官而自有官威，而名闻遐迩。《重修林县志》中李见荃摘引其曾祖李仁凤两句诗是：“书香甘似橘，牛背稳于床。”很形象地反映了李仁凤热爱学习，醉心读书的潇洒画面，也描绘了李仁凤风雅倜傥，孜孜不倦的风流书生的身影。李见荃的三个爷爷即李仁凤的三个儿子受余王召 义理学说影响和其父严格教导，能乐善其身，在林县创出较大的声名，成为林州历史上比较有名望的人物均得惠于此。李见荃的父亲李祖光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中进士入翰林荣宗耀祖，虽然年寿不永，英年早逝，但其在林县也是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
　　

    李见荃虽生于晚清的风雨飘摇时代，但百尺之躯，死而不僵，由于林县一带相对地平静，而李见荃祖父们又是林县上层社会的皎皎者，所以李见荃在幼年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李见荃生前其祖父已于道光中叶病故，其二祖父和父亲差不多前后取得乡试举人，并于同治初年同中进士（李祖光比其叔父早一年即同治元年中进士），中进士后李祖光被恩选翰林院庶吉士，一年后被安排为正六品的户部主事，在京为官。而李仲鸾被安排为怀庆府教授，离林县又近，又有闲功夫，又主持生员们的教育管理工作，所以李见荃于七岁时便到其二祖父李仲鸾任上随其读书，由于李仲鸾的严格要求和对李见荃的精心培育，李见荃进步很快，十年寒窗，李见荃于弱冠时即光绪元年考中彰德府第一名府学生员和安阳籍生员张凤台（后曾任河南省长）同窗习艺。光绪八年，李见荃以乡试第一名的成绩在开封的秋闱考试中得中解元，与开封举子徐世昌（后任大清东三省总督、民国大总统），安阳举子张凤台相交结为好友。此后徐世昌和张凤台又与李见荃共同参加朝考，先后得中进士，李见荃在数次名落孙山后终于于光绪20年（即1894年）考中进士。得于与好友徐世昌张凤台同朝为官，而他的父亲却在他得中进士前就英年早逝了。
　　李见荃得中的是三甲进士，按例外放湖南省为知县，不久由于政绩优异被提拔为靖州知州，属湖南省直隶州，李见荃在其任《河南通志》和《重修林县志》总篡修时被提拔为永顺知府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他的永顺知府自然被取消，虽然民国初又委他当过河南怀庆知府，但不多时，民国即取消了“知府”这一封建帝国时的官号。李见荃的知府自然当不成了。但当时的好友徐世昌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中如日中天，加上好友张凤台等一批欲有作为的政客，李见荃即被其好友仍邀请回京。他除常为徐世昌、张凤台的座上客外，这期间他参与组织了北京四存学会的保守事业，并出任“四存学会”副会长，所谓四存，是清初颜元为使文章经世致用，提倡“存性、存人、存学、存治”，他主张力学致知，习事见理，反对程朱“理在事先，知先行后”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提倡经事致用的“实学”。他并将自己的主张写成一本书，叫“四存论”。四存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李见荃等再去鼓吹用四存救国保皇实在是晚了几百年，由于当时民国呼声日盛，“四存学会”不久就自己形神俱灭了。
　　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继续左右中国政局，1918年徐世昌当选为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直隶天津人，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徐世昌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后移居河南。光绪年间进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官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军机大臣、太子太保，1914年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1918年出任大总统，1922年被北洋系曹锟取代总统而下野，1939年在天津病死。徐世昌虽官高位显，但也没忘了李见荃和张凤台这两个河南同乡，他出任大总统，立即将张李二人召进幕府聘请为总统府顾问，过不久即让张凤台出任河南省长，当欲安排李见荃出任时，李见荃表示看不惯当时的政治时局，他表示宁肯回家养老。所以直到1922年徐世昌下台，李见荃一直担任总统府顾问的清职，领俸禄，不办事，其实就李见荃的学究式头脑，在大总统府也只能是顾而不问。据原林州市政协石会明的文章说：他姥姥即李见荃的孙女，当他姥姥十来岁时，曾在爷爷带领下多次到故宫游玩，到几十年后年纪大了，仍记得过去游过的故宫。并说李见荃给孙女起名叫李宣，不是萱草的‘萱’，而是宣统的‘宣’。

博主的话：

    李宣大人又名宣珠，是见荃先生的孙女，其还有两妹名曰凤珠、莲珠，下嫁后最终分别迁至山东、贵州，宣珠、凤珠、莲珠其名均为见荃所取。

    宣珠嫁与林县桑园莫家，既民国林县最大的地主，家中可谓良田千顷，从西山脚下的桑园向东直到县城周边，象现在的李家村、闫家台、西台等都是莫家田地，雇佣佃户、长工无数。

    莫家的兴起也经历了几代人的辛苦积累，当时林县的干旱少雨，好地亩产200斤小麦，一般的地亩产只有几十斤至上百斤小麦，莫家人省吃简用，麦子打下后先把头等的给佃户、长工、私塾老师，二等的麦子才做为自家的口粮，每年秋天的柿子也要晒干磨成粉当口粮吃，这才是炒面。遇到荒年粮食也是不够吃的，还需要接济长工佃户等。而靠这些是根本积攒不下多少产业的，莫家的余粮多了，就运到苏航等地千里迢迢换来绸缎布料来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莫家终于为后人置下了千里良田和宏伟的莫家大院。

    莫家大院在桑园乃当时林县地主家中乃最好的建筑之一，靠近太行深山，日寇入侵时，林县国民政府迁至桑园莫家大院办公坚持抗战，莫家大院在当时数量多、质量好；二是距离太行深山很近，可随时向深山转移；时宣珠大人丈夫也在县府效力，但不幸早逝。

    莫家经历几代辉煌后，时至三四十年代，家族逐渐衰败，不但后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而且家族中男人都早逝，整个家中没有成年男子，以致留下的一大家孤儿寡母都分辨不清家里田地的数量界限等，后来莫家分为五家。土改时期，莫家唯一的女性大掌门被五马分尸，家族中几十口男女老小光着脊梁跪在麦场被鞭笞后扫地出门流离失所。后来莫家祖坟也被挖开搜金银财宝结果一无所获，而领头挖坟的人不久后暴病而亡，其实莫家后期已经衰败，经历了旱灾、蝗灾、吸食鸦片、天门会、鬼子扫荡、国共争霸等天灾人祸，莫家后人不断卖房卖地，到后来都吃不饱了。   

    博主小时候（80年代）常与宣珠相处，从来不知身边这位慈祥温和的小脚长辈竟有如此显赫的身世和坎坷多难的经历，她也从未向他人讲述过往事，回忆当时她的几句之言片语现在才多少顿悟过来点。

    宣珠和蔼可亲而知书达理，七八十岁高龄时仍能读书写字、缝补做饭，对家中的晚辈媳妇等都很和善疼爱，非常具有名门闺秀的大家风范，最让博主吃惊的是宣珠除了能文善读之外竟然还懂些许英文，宣珠曾对博主中学时的英文教材朗朗上口。中国一些当代五六十岁的人懂些俄文很多，而一八十岁的山区小脚老太脱口而读英文实在另人钦佩，可见李家家教当时开明所致。

    宣珠小时曾多次到过北京、云南等地，其家族在外做官的除了北京还有广东、云南两支，宣珠幼时多次到故宫、动物园等游玩，还清楚记得动物园中有很多狼虫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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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李见荃对已覆亡的清王朝多么怀念。多么希望下台的君主死灰复燃。他胸中的忠君思想早已凝成了北冰洋一样的冰块。所以徐世昌一下台，他便迫不及待地回了林县老家，他下决心要当遗老了。
　　但是，他的另一好友河南省省长安阳张凤台却放不下他。这张凤台与李见荃同为府生员，同科中举同是进士及弟，感情非常深，交情也与众不同，当徐世昌政府一倒台，他就立即同徐世昌和李见荃联系，当徐世昌谈及这一生既已登峰造极落个急流勇退，善始善终，决心在天津当一辈子寓公决心后，他又立即请林县的李见荃到开封去，当李见荃表示不愿再出山后，张凤台立即以请李见荃担任《河南通志》局总编篡这一钓铒诱惑他。李见荃之所以在同僚中有较高的威望，是因为其诗书文章高出一筹，而李见荃虽在政治漩涡中浮沉无力，但对修史编志却仍童心未泯，跃跃欲试。这样张凤台就又把李见荃钓到了开封。
　　李见荃在《重修林县志》序中写道：“民国十一年，河南省省长安阳张公凤台，设河南通志局于开封，檄行所属各县修《县志》。”接着又写道：“林县知事王公泽溥，集绅会议，就地取材。聘邑中知名人士李君芳阶，李君青莲，王君大鸣，张君钦哉，徐君营初分门担任，以见荃总其成。”李见荃在这里很明白地叙述了修《河南通志》和《重修林县志》的开端经过。其实李见荃是谦虚了，事实上，李见荃修河南通志因张凤台不担任河南省长和时局的变化，虽未“善终”但已铺好了底子，整个《河南通志》基本沿用了李见荃的思路，大纲细目也是李见荃智慧的心血。李见荃修河南通志未及三年，就回到了林县，而《重修林县志》却是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成书的，故志书的体裁及卷目内容的安排、文章的剪裁均为李见荃老先生的功劳。
　　李见荃中过进士当过两任知府，任过总统府顾问又总编篡过《河南通志》，其文章又非林县众人所及，所以他在林县无疑成了众望所及，成了林县人所尊敬的偶像。是林县的“李老官”。不仅李见荃在林县威望极高，凡是林县当官的、巡视的、考察的无不去拜会“李老官”，一句话，李见荃是林县绅士的头头。
　　李见荃文笔犀利，思绪敏捷，条理分明，论理透彻，实不愧大家风度。就其所遗存在《重修林县志第十七卷》中的《重修林县城隍庙记》、《仙岩桥记》和《天门会始末记》加上整个书中的介绍，分析等夹叙夹议的连续性片段，以及书首之叙，均可令人肃然起敬，对其审慎的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所感染，固然由于李见荃所处的时代使然，他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上，笔墨中饱含着统治者的气息，代表封建王权说话，但其中却处处流露出他敦厚正直的品格。李见荃谦逊的品格在其所书《重修林县志》叙的最后酣畅淋漓地表露出来：“而是役也，张省长倡之于前，郭大令继之于后，又得邑中诸君子同心戮力，各奏尔能，于风尘鸿洞之中，成石室名山之业，不可谓非幸也。见荃老矣，躬逢盛会，得从诸君子后，谬附著作之林，尤幸之幸也。”口气是谦虚的，成绩是肯定的，心情是自信的。在李见荃的心目中，对《重修林县志》是得意见之于神形的。
　　据石慧明的文章介绍：“李见荃不做官后，就回家养老。他置了庄子，买了地，还在城里开了几家店铺生意红火，财源茂盛，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财主。”此言不虚，李见荃在张凤台于1923年底被直系排挤，免去河南省长职务后不久回到林县，在族人劝说下，也开了一些店铺，并在南关西营南路西修建了庄院居住，要说他做生意，可能只是附会，他更多的时间当是与林县诸多绅士的交往，盛名之下，拜访者多，而其书山宦海一生，也不会过多地与铜臭冲天的生意联在一起，就过去“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谚语,李见荃当知县、知府达16年之久，又任总统顾问四年，通志局总编三年，他的钱可以说足够他下半生用的了。笔者于60年代在就职于林县县直机关干部业余学校任教时，曾以李见荃老先生之居室为教室数年，其居室五间两甩袖，房基为近一米之台座，正门有六七级的石阶级，显然比当时 的一般居民高贵多了。
　　李见荃从1923年回林县到其1934年去世，在林县城居十一、二年，由于其经历，由于其地位，社会是不会让其静养的。除了《重修林县志》始于1922年，出书于1932年，其中颇多坎坷，但李见荃可以说虽未全始但却使其全终了。此外，据记载他还较多地介入了林县大事和政务。
　　李见荃在《重修林县志》中的三篇文章，第一篇《重修林县城隍庙记》，从文章内容看，李见荃是参与了重修工作的，第二篇《仙岩桥记》，仙岩桥是当时林县最大的石桥，是地处林县交通要道的至关重要的桥梁，李见荃为其作记并载入志书，用心良苦啊。第三篇《天门会始末记》更是林县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李见荃不仅目睹了天门会的全过程，而且亲自投入了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据载1926年天门会进入林县城，李见荃在不得已时接受了天门会的聘请。实在说天门会是纯农民性质的起义，它开始的正义性，是冲着封建社会的官僚地主阶级的，不仅铲除土匪保护农民的正常利益，还把矛头对准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神。李见荃开始时对天门会是有成见的，但自他被天门会聘请为参议后，耳濡目染逐渐对韩欲民及其所部产生了好感。据说，韩欲明占据林县城后，县中绅士都闻风丧胆，躲着不敢出来，而韩欲明要建立政权没有识字人和有文化的人是不行的，所以出告示，让县中有文化的人都到天门会大本营黄华书院报到。否则就以反天门会给予处理，所以李见荃尽管矜持，还是到天门会报了到。传言韩欲明对长相如同戏台上清官的李见荃很佩服，而李见荃忠厚爱民的见解很得韩欲明的尊重。所以当天门会在林县城的时候，李见荃常常是韩欲明的坐上客。据李见荃外甥闫乐山的文章说：“1927年当庞炳勋的军队攻打天门会，沿途奸淫抢掠，李见荃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即倡议率领部分绅士冒枪林弹雨的生命危险前往火线欢迎，要求庞军停止炮火进攻，避免伤害群众。”在庞的许诺下，即派李见荃等为前导，长驱直入进驻林县城。闫乐山先生还说：“当庞军进驻林县城后，曾下令让其士兵自由三天，无异是让其士兵公开抢掠，致使所有沿城村庄群众均受特大兵灾，不分贫富无一幸免。李见荃目睹群众受灾惨状，忧心如焚，又毅然决定拼出老命，亲赴庞炳勋军部，申述惨案，为民请命。当时庞伪装不知，假仁假义，下令制止，这时其士兵已抢掠一天半，部分群众已到破产地步，但李见荃之举亦为使群众减少继续被摧残的灾难。”闫先生文章还说：“1930年韩欲明重整旧部返回林县仍进驻黄华书院，成立总部，将天门会总部组成八大处，李见荃亦于此时被聘入总部，惟见其经常到总部议事，出谋划策，这一时期极受韩的重视。”文章说：“当韩被刘惠心设套拘捕后，李曾于深夜潜往韩的拘留室探视话别。据其家人谈，他探视回来后曾怏怏不乐，耿耿不寐，而思绪万千。”韩被害是1931年年底的事，当李见荃写了《林县天门会始末记》以后就再也无李见荃的记录和传闻。据说是此后李见荃因年老病生，已经七十五岁了，过了三年，1934年这个林县有名的士绅，文坛巨擘李氏家族的骄子就与世长辞了。

李氏书香世家

　　其林台李见荃的高祖李寅恭和曾祖李仁凤，虽酷爱文学喜欢翰墨，但没有功名，但其所用苦心在其儿孙后辈中立竿见影，结出了丰硕果实。这就是李仁凤的三个儿子均是饱读诗书的俊彦，尤其是其大儿子李伯鸾和二儿子李仲鸾均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当时林县学界称为首屈一指、受人尊敬的文魁，所谓“伯仲兴李氏，林虑耀双灯”。
　　李伯鸾字越千，号声坡，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元1818年）考中举人，开创了林县其林台南义路自然村李氏家族书香世家官宦门第的先河。未中举前，李伯鸾就以敦厚的人品，博学的知识博取了县官的赏识，当其尚未中举时，县官即拟采用秦汉古制，向上级和朝庭推荐者李伯鸾为孝廉方正，直接保送其上太学（即国子监）当监生，但李伯鸾婉转地坚决辞谢了县官的好意和众人的厚爱，终于靠真才实学于开封府的秋季考试中题名，步入了林县名士的行列。李伯鸾是其父严格按训导余王召 的理学要求培养成的人才，其在孝悌、礼义、兼爱各方面均按古训行事，所以被林县的政界誉为众人楷模。李伯鸾是大兄长，他不仅自己奋发读书，还担负起了教育督促自己的二个兄弟学习的义务和责任。为家庭在数次春闱考进士不第后，李伯鸾在知县周百顺的举荐下以优异学绩和品德被朝庭选为大桃知县。未及一任因他的父亲李仁凤病故，他依例告假丁忧，期满后又决定在家教育两个弟弟瞻养老祖母。这期间，因他的知识渊博被知县周起滨聘请为黄华书院教授。据《重修林县志》其本传载：“李伯鸾与候周起滨，同里张丞实为忘形交”。考周起滨道光五年（1825年）来林县当知县，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晋职离林，而张丞实任村人，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1848年后任职工部，此后时间，一个县太爷，一个林县文魁，一个林县商界大贾，感情和行为不分你我，脱略形迹，就其地位和身份在林县都是引人瞩目和令人称羡的。李伯鸾本传云“伯鸾倜傥不群，家屡空，豁如也。才思敏捷，或以疑事相质，当机立断，若不经意，而事理悉协，熟计无以易之。”忘形友与忘年交不同，李伯鸾面对一个能够在林县当到十余年知县而被升任到广东布政使，被称为循吏（明理守法的官）的县太爷和一个腰缠万贯的同窗举人要做到不分你我，他的家底自然比不上，所以经常掏空家财去应付场面，即此，在经济上李伯鸾还是受惠于二人为多。只不过是“才思敏捷”、“当机立断”、“事理悉协”令二人见爱而已。倜傥意为卓越豪迈，后来多指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拘束。李伯鸾在学术上受余王召 理学影响，在行为、生活上豪迈放荡，所以能令县太爷和大富商乐于与他成忘形交。《重修林县志?第十一卷?艺文》载，李伯鸾有诗集名《梅花百咏》一卷，一百首咏梅花的诗全为七言绝句。每首各有特色，毫不雷同，而诗思骏发。在当时林县文坛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历来咏梅花的诗已屡见不鲜，李伯鸾能在如此繁复的咏梅诗中骄然独步，可知其文史功底之深。当然，李伯鸾后来到河北迁安知县时，还东临碣石作塞外诗多首，诗风高古雄健，备受时人赞赏。周起滨当知县时，因见二友屡试进士不第，就曾问朝庭举荐，又因其二弟李仲鸾于道光十四年乡试中举，足以自立，所以在知县周起滨升任后不久，李伯鸾在安葬其祖母后，向朝庭报丁忧期满，被分派为河北省临榆县知县，李伯鸾到临榆县任职时，临榆县恰逢连年荒欠，民不聊生，李伯鸾立即拿出自己的俸银换成米粟散发给饥民，并向富户倡议，救济饥民，县里的富户，见县太爷如此举动，也纷纷捐出粮米，由县里统一发放，将数十年的疑难案件，全部判决处理，使得临榆县，官场和民众都很佩服、高兴。省府的官长见李伯鸾才能出众，不久就调他出任迁安县知县。迁安县是个方园数百里的大县，人多地广，政务繁忙，李伯鸾能克已奉公，做到以人为本，爱民为先，所以使县里政策简便，刑罚轻清，鼓励县人专心农桑，由于李伯鸾兢兢业业，劳乏过度，酿成病变，于四十三岁病死于迁安县任上。
　　李仲鸾，字明甫，号次坡，是李仁凤次子、李伯鸾的二兄弟。李仲鸾从小受学于父亲李仁凤，当其兄李伯鸾的知识超过其父后，李仲鸾就又跟从其兄读书学习，不多久，兄弟二人的学识，已双双被称为林县名宿。他在二十岁时以彰德府廪生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选为府学生员——郡禀生，在年终和期中考试中曾四次列名第一，并三次被推举为品学兼优。但李仲鸾中举时间却远远迟于其兄，他是道光十四年（1835年）中举的，比其兄李伯鸾晚了18年之久。所以在其兄李伯鸾出任了一任大桃知县后，其父死回家丁忧，后主讲黄华书院时，他才中举，当李伯鸾又被任为直隶河北临榆知县后，他正好接替其兄出任黄华书院教授。他的哥哥李伯鸾大约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死于河北省迁安知县任上，这个李氏家族的重任就落到了李仲鸾身上。
　　李仲鸾主讲黄华书院，由于其博学的知识和教育方法，所以他所教的学生中出了许多青出于蓝的和很有名望的学术界人物，如刘福龄、申逢吉、马化粼、李建元、刘启彬、吕慎修、李祖光、田景瀛等，其中田景瀛和其侄李祖光都曾被选为输林院庶吉士，所以李仲鸾的声名在林县如日中天，极受人尊敬。但这好像也恰是李仲鸾的不幸之处，他从1835年中举到1863年整整二十八年，经过了三年一次的九届进士考试（其中还有恩科多次）他才于六十多岁的迟暮之年考中进士，实现了封建社会一个令人最高企盼。但这期间，他的学生林县城逆河头村的申逢吉于道光二十五年中了进士、大菜园村田景瀛于咸丰三年中进士入翰林，刘曦、李师濂（铁炉人）吕慎修（小屯村人）董应遴（焦家湾人）都中了进士，其侄李祖光在其二叔中进士的前一年中进士入翰林。这当然是李仲鸾值得欣慰的，其心血结晶的成果促成了他最大的荣耀。在主讲黄华书院期间李仲鸾还被知县康仲方选中，参与并参与了《咸丰林县志》的编写。
　　李仲鸾于同治二年（1863年）满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革命风暴的巨大的冲击下稳住阵脚时的春闱考试中被选为二甲进士，由于其年老、以知县任用，但李仲鸾却进一步以自己年老请求改变任用。吏部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就近选用他到林县南不远的怀庆府任府学教授，《重修林县志?李仲鸾传》说他到淮庆府教授任上，从学者红舍常满，历任太守皆加礼遇，有文字必请其评陟。可见其在怀庆府教授任上的风光场面。这时期李仲鸾承担起了替死去的大哥教育孙子李见荃的责任，在李仲鸾教育下，李见荃进步很快，二十岁时以县学第一名考中府生员，并在光绪八年在河南省会开封秋闱考试中夺得全省第一名的解元。为林县争得了荣誉。但当李见荃考中解元时，李仲鸾在怀庆府任上也因年老病倒了弥留之际，听到他亲自培育的侄孙得了解元，他感到自己是对得起自己的李氏家族的，他对得起李氏列祖列宗，他对得起他的大哥李伯鸾，他把大哥留下的侄子李祖光教导成才，中了翰林，对把其孙子，李祖光的儿子李见荃教导中了解元，他是含笑去世的。《重修林县志》说他年八十卒于官。又说他天性诚恳真挚，从来不说别人的好坏得失，但他心里是善恶分明的，对李氏家族，他对家庭困难者给于经济上的帮助，对幼童能教育成才的，他就叫到自己的官署中耐心地教育他们。在治学上，他没有一天停顿过。如果疲倦了就闭目静坐一会儿，从不在白天躺到床上休息。对儒家学说中的《诗经》《礼记》《春秋》都能融汇贯通它们的精华，他作周礼《序官赞》议论推理均合乎理学要求。他写的文章宗法解道循古时的名家章法，切实纯正。他选择自己平生较得意的文章三百篇，汇集为《燕窦堂稿》，是当时在林县很流行、很受知识分子喜爱的书，可惜其文已经散佚了。
　　李仲鸾曾有《燕窦堂诗稿》传世，得其侄孙李见荃之力。时任河南省省长的张凤台曾为李仲鸾的《燕窦堂诗稿》作序，序共693字，序的开头说：“次坡先生吾群名宿也，以经学鸣于诗，弱冠有声，凡试皆袖然称首。”并举出其诗句“老笔一枝犹倔强，不甘低首少年人”说明李仲鸾能活到老，学到老，先生长年勤学之苦衷已可概见，计至今三十余年矣，向往之深，总以未窦全豹为憾。序中有“今观先生之诗，不雕不琢不枝不蔓、无幽僻类昨之韵，无志微噍杀之音，益信其含古茹今，触景抒怀，无非由学问中酝酿而生。分式读先生和安泉诗，内有从三百篇得微旨，过七十岁犹著书。”之句，自道生平，可为全诗之注脚矣，这篇序虽因张凤台与李见荃“同砚友，交最笃”但所论却掷地有声，不失公允之见。张凤台在1908年任长白知府时，评考鸭绿江图们江源流，以明确与日本控制下的朝鲜划定国界，清兵驻守。不失为一爱国官员。也体现了他正直、不畏强暴的品格。李仲鸾的诗在《重修林县志卷十七，杂记》中存录四首，每篇前均有序，使我们可对李仲鸾诗了解其梗概。其《烈女词》：“有女娉婷赋于归，才过一岁夫丧母。晨夕擗浮相所天，赋性不解工媚妩。一朝弃逐恩义绝，含冤抑郁不得吐。”饱含了同情“罪不分明心不甘，衰裳呜咽造官府。官府老吏持两端，离合一听已自取。”烈女在夫权和官府的双重利刃下以死反抗，“柔肠百转复无奈，头抢县庭声震鼓。堂前皂隶呼欲笞，袖中白刃力已努。刺喉直入柄未没，二寸突兀颔下拄。鬓发蓬松青竖丝，颈血淋漓红溅雨。“烈女以死抗暴的举动使得“县令怖急汗流沫，衙吏仓皇面若土”。烈女之对封建统治下夫权，官权的反抗使得当时仅当了一年的知县被卸职。李仲鸾也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弱层的同情和对封建社会的鞭鞑。李仲鸾所存的第二首诗《纪事篇》在序中直云，这首诗是投递诉讼状，是为伸冤而作的。并说明冤枉的原由是河朔道台与总兵，到林县要在每征一两银子赋税，加铜钱二百文，受到林县连庄会的抵御，官府就逮了七十多岁的王青云，并强迫包括李仲鸾在内的林县绅士的签名。李仲鸾用此诗及序作了反抗，并联络林县绅士和主持正义的官员，在上面签名，诗写得婉转恳切。李仲鸾的正义感在诗中表露无遗。李仲鸾所存的第三首诗《冯处士义行传》赞扬了林县合脉掌村冯际昌在嘉庆十年大灾荒年发四百余石粮食赈饥饿灾民，并焚烧贫民借券每次二千余贯共三次达六千余贯钱。诗中充满激情，“但愿天下寒士皆丰亨，耳不闻有啼饥声。躬勤劳俭稍有嬴，假贷乞与囊为倾。券约重迭纷缣藤，付与烈炬光荧荧。青蚨化蝶飞春晴，风中骀荡随鸿冥。”歌颂了冯际昌扶危救贫的义行。深得诗圣杜甫的“愿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古韵精髓。李仲鸾的第四首诗《圣符山塔成赠王震声国子生》是：“山上浮屠气象雄，鸠工人是雪溪翁。云根擘取黄华石，插问青霄缥渺中。得得荆鞭走马来，长安射策又空回。天荒虽久终须破，定有生灵注意才。”这四首诗很有代表性，第一首表达了对柔弱烈女的同情，直接鞭鞑了封建社会。第二首表达了对县人抵制官府加收税赋的不平，并直接以诗为诉状伸冤反抗。第三首赞扬了冯际昌处士的义举，对抚危救困者的天比钦佩。第四首记述了林县大事，虽然有宿命论的观点，但其意可嘉。四首诗笔法老练，诗的语言流畅形象，而且就事写实，深得诗法精髓，正如张凤台所说“盖诗者，乐也……又诗者，史也，太史陈诗以观民风，而被管弦，诗三百篇实权舆于此。”
　　李见荃的三爷爷叫李叔鸾其简传附在《重修林县志》李伯鸾传后，李叔鸾字少衡，岁贡生 ，候选训导，家虽贫，非义不取，躬耕自给，善应酬，办事敏捷干练，乡党吉凶事，多请其主持。另李叔鸾写有一篇《麒麟台详核碑记》载于《重修林县志第十七卷杂记》中记过了麒麟台得名缘由及修庙始末。按李见荃编写《重修林县志》的文非要人不录原则，此文原不该登，可知这是李见荃的一点私心，一是为本村留点记，二是为其三爷爷留点笔墨。
　　李见荃的父亲李祖光，字靓庭，是李伯鸾的儿子，因其父早死，他从小依靠其叔父李仲鸾教育成长，到二十岁时在县儒学考试中名列第一，成了县学生员，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考试中举后曾游开封的大梁书院以经学令大梁书院院长钱仪吉和学使俞长赞对其格外看重，俞长赞特地请李祖光到其家为其子讲身心性命之学，让儿子拜李祖光为师。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进士。明朝以后朝庭举行春闱考试，先是由吏部举行会试，选中后，再由皇帝亲自主持选拔，叫作殿试，殿试后选一甲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进士第一名为传胪，其余二甲进士被称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被称为赐同进士出身。李祖光会试合格后参加殿试，当时同治皇帝还小，由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主政，所以当时殿试实际上由总裁大学士倭仁主持。当时朝考以《诗经?卷耳?诗序》中“求贤审官”命题作文，全场贡士大多不知怎么写，可是李祖光却独独理解写成了八股，博得了倭仁的击节称赏，就选拔李祖光到翰林院当庶吉士，进庶常馆学习，学习时间一年后，李祖光被任用为正六品的户部主事。从前会试殿试结束后，所有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师。李祖光既被倭仁看重，也即被许可拜倭仁为师。这样李祖光就能经常成为倭仁府上的常客，随时请教。当时倭仁以性理之学号召天下文人学习格守。李祖光把从倭仁处所学加上自己的理解作成日记，以检查自己的理解程度，向倭仁汇报。这样，李祖光鉴于倭仁的权势学识，京城各部主要官员之下属的部曹们纷纷让其子弟们学习李祖光的日记，李祖光把日记集为《小学集解》、《孝弟图说》，教育这些从学的幼童，给予启蒙。李祖光还精通舆地、天文等学说，他曾刊印《历代舆图》手抄《天文图说》、《管窥辑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可惜他刚过了四十岁就因病去世了。
　　综观麒麟台李氏家族，因李仁凤倡导并身体力行，李伯鸾、李仲鸾刻苦博学，培育子弟，使其声名于清朝嘉庆、道光到光绪年间，在林县如日中天，名闻遐迩。后因世事之变子孙不争，延续三、四代的李氏书香世家於以告结。但李见荃在《重修林县志》中留下了李氏书香世家的辉煌，将永世流传。

关于对李见荃父亲的疑义及说明

　　在写李见荃及其书香世家时，笔者访问多人，博采众说，使我得益匪浅。但使人感到有些地方存在有令人费解或者有说不确切之处。比如关于李见荃的父亲是何人的问题，就是这篇文章中必须弄清楚的关键问题。
　　笔者翻看了1986年所即行的《林县文史资料》第二期闫乐山先生的《李见荃生平片断》的文章。除对闫发生的精辟论述表示敬佩外，也对其文中所说李见荃父亲李庭元，翰林院庶吉士表示不解。闫乐山先生这一看法，在1991年《林虑山》一书的“历史文化名人李见荃”一文中也有“其父李庭元，叔父李祖光分别为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和户部主事”，看来是参照闫文写成的。
　　闫乐山先生是李见荃的亲外甥，在没有详细资料的情况下，其说话是有权威的。但如果说得不准确就会形成误导，所以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一、在《重修林县志》中，李见荃写其李氏家族，在《第十二卷列传一》中列了“李伯鸾传”，说到李伯鸾的祖父叫李寅恭，其父叫李仁凤，在文末写了其“弟仲鸾、叔鸾，子祖光”《第十二卷?列传五》中有《李仲鸾传　从子李祖光传》文中说到“李仲鸾”、“伯鸾弟”“侄李祖光，伯鸾子”。
　　这是李见荃为我们所列的李氏家族关系表，这里的关系是，李寅恭——李仁凤——李伯鸾、李仲鸾、李叔鸾——李祖光。
　　李见荃没有列出李仲鸾和李叔鸾是否有儿子，只是说到李伯鸾有子李祖光，李庭元从何而出呢？
　　二、在《卷十二?列传五》中有《李庭元传》关于李庭元，传中是这样写的“李庭元字杰人，若杞九世孙，幼从李仲鸾受业，仲鸾曰“此吾门俊人也。”道光癸卯二十三年（即1843年）乡试……晚任光山教谕。这里并没有说到他是李仲鸾或是李叔鸾的儿子中举。倒是说是李若杞九世孙，《卷第十二?列传五?李若杞传》记载：“李若杞字人翘，副使瑞子，万历已酉举人。”李若杞是云南副使李瑞的儿子，是县北李家岗村人。莫非其林台李姓和李家岗李姓是一家人吗？好在《林虑山》的历史文化名人，详列了李画家族，从李画第一世，到李庭元，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举人，任光山县教谕等职，虽和其本传相同，但却不是翰林院庶吉士。另外其林台李氏虽和李家岗李氏同姓李，但决然非近族，否则，李家岗李氏族谱中怎么没有李伯鸾、李仲鸾、李祖光、李见荃如此显赫的林县名人呢？
　　查《重修林县志?第八卷?选举表》中，清朝在道光以后的李姓翰林院庶吉士仅李祖光一人。户部主事也仅李祖光一人。故李见荃之父就是李祖光无疑。李庭元之说应是空穴来风。
　　四、另说“李仁凤曾任林县教谕”一是《重修林县志》作李仁风，二是《重修林县志》“李伯鸾传”中说李仁风“从邑教谕余王召　学”并不是李仁凤曾当过林县教谕。
　　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学术，由于资料不足或其它原因，失误往往难免。虽然兢兢业业，但可能存在不尽人意处，尚祈达者指正。